“她都是像一攤蠟消融下來。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爭鬥，她的心像永遠貯藏著悲哀似的，她的心永遠像一塊衰弱的白棉。”

民國二十五年第一聲鐘聲敲響的時候，蒲郁讀到《生死場》中這一句，合上了書。短短的中篇，她這輩子也沒有讀完。

作家蕭紅的名字，是聽阿令他們說的。光陰似箭，阿令回北平念書也過去許久了。蒲郁不願去打擾，可不能不去關心。

去年五六月，日本在華北相繼以荒唐借口制造事端，迫使南京政府簽署喪權辱國的協定，拱手讓出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河北等兩省大部分主權。

盡管情報部門躍於同日本特務鬥爭，但主要是防範姿態，為遏制日本挑起戰爭。這些年南京政府財政入不敷出，全國自然災害不斷，華中、華西局部內戰未停。諸多顧慮，總之不願與日本正面開戰。

“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一篇“告同胞書”在青年師生中傳開，激起千層浪。

十二月，北平學聯召開代表會，北平、天津十五所學校反對“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討伐漢奸殷汝耕，動員全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可這時竟傳來消息，南京國民政府為滿足日本“華北特殊化”要求，將設立一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機關。

九日，北方各所學校的學生們高舉旗幟與標語行至新華門，軍警聞訊出動，全副武裝。學生代表要求面見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負責人何應欽，並提出六項要求。

等候多時，何的秘書出面回應，學生們對他的敷衍極為憤慨，繼續振臂高呼，向王府街大街進發。軍警鎮壓下，學生隊伍沖散，並有十餘人被捕。

可這並不能磨滅學生們的憤怒，十一日北平眾多師生聯合罷課。部分學校遭到封鎖，重點監控。

十六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淩晨，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萬餘名學組織游-行，市民們熱情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沿路送上食物與水。可行動再次遇阻，與軍警交涉未果，不少學生們受到棍棒毒打、逮捕。

之後，北大、清華等校長聯名請求釋放被捕學生。全國總工會工人亦呼籲援助學生救國運動，紛紛罷工。南方的民眾亦聲援聯合抗日。

“反對防共自治運動！”

“立即向日本宣戰！”

“保衛華北！”

眼看形勢愈發緊迫，蒲郁只得向吳祖清打聽北平的情況。

吳祖清回以訓斥，暗地裏卻涉險與北平方面聯系，獲悉施如令沒有被捕，只是受了些小傷。

這一點他也隱去了，道：“施如令沒有參與運動。不過她去年放棄了去美國的機會，留校做了助教，跟著教授搞學術研究。”

蒲郁忘了去考究邏輯——這件事涉及學聯與地下黨，二哥怎麽有權過問，若無權又是通過誰問到的。

蒲郁萬分感激，放下了心。

然而，這個元旦仍是不好過的。上海進步青年們呼籲抵制日商、日貨，以孫仁孚為首的“上友商會”受到抨擊，吳祖清只得代表會長出面，發言刊報表示商會與市民同心。

情況反而惡化，吳家的車在跨江的橋口遇上飛來糞水。文苓在車上，忍了又忍才只讓司機將車想辦法開走。事後警方得知，表示會嚴懲鬧事者，文苓卻道不必。節骨眼上再惹民眾不滿，談話會可能沒法開了。

為穩定民心，蔣召集各學校師生代表三百餘人在南京開談話會。北平各大學學生會拒絕推代表參加，會上由胡適等代表發言，要求懲辦漢奸、公開外交、反對任意修改教科書等。

對南京政府而言，似乎這只是一個形式，會後出臺的相關政策與師生們的期望相去甚遠。

上海租界像個沒有歸屬感的孩童，天氣將回暖一點兒，又混混沌沌睡了過去。

霓虹惑人，舞廳傳來歌女的靡靡之音，酒肆窗前依稀能聽見百轉千回的彈評唱腔：“衾兒冷，枕兒涼，見一輪明月上宮墻。勸世人切莫把君王伴，伴駕如同伴虎狼，君王原是個薄情郎。”

“我第一次聽彈評，便是聽的這《長生殿》。同二哥一起。”蒲郁看向身旁的人，輕聲仿著唱腔道，“君王原是個薄情郎……”

吳祖清笑了下，“不要唱了。”

“我收到密電了。”

“嗯。”吳祖清不顯情緒，“你是去探親的。”

“就當是這樣。”蒲郁也在心下不斷說服自己，“二哥，你會惦記我嗎？”

眼下時局難測，一別許是永別。

吳祖清只道：“你會回來的。”

蒲郁收到的密電是總局發來的緊急調令，去天津。

天津作為華北重要的通商口岸，向來是日本滲透的目標。日本人圖謀華北的控制權，以作為“滿洲國”與國府間的“緩沖地帶”，最終逼迫南京政府放權建立冀察政務委員會。

天津站情報人員為此暗中斡旋，多名情報人員犧牲。其中一位是鮮有的大將，能說日本京都方言，通曉當地文化。此番任務中，她扮成自小被日本人收養的義女，接近了日方核心人物。將要破獲重大情報，卻發生了不測。

不知她哪裏講錯一句話，令那位大人物起了疑心。大人物釋放假消息試探她的身份，查獲的確有疑，便設計了游船之行，將謀殺設計成溺水而亡的意外事故。

總局要在短期內找到一個人假扮日本女子是不太可能的，只能另辟計劃。

冀察政務委員會對南京政府來說是地方政權，實際是日本人眼裏的自治政權。

委員會下設部門，管政、財、法等各方面。除了委員，還設參議、顧問等百餘人，大多是宋哲元系、張學良系和原北洋軍閥下野的人物。

曾經被通緝的隱居的，人民痛恨的吸血蟲，投機倒把的親日分子，如雨後春筍般冒頭出來尋發展的機會。他們興官僚主義，奢侈腐敗，仿佛令華北政局衰退回北洋政府時代。

蒲郁曾經的身份引起了總局的註意。前塵舊事了卻，原奉系軍閥將官家千金的頭銜如失去危險性的蒙塵寶玉，有理由重現於世。

經安排，蒲郁去香港，搭英國人的船前往天津。對洋服店經理及太太們的托辭是去北平探望阿令。也許談不上利用，可她還是愧於再次借用阿令的名頭。

三月中旬，夕陽為熙熙攘攘的碼頭鍍上一層粉金的塵，港口停泊的小船偶爾在風吹下晃動，不知名的鳥撲棱翅膀飛起來，向著無人的天際飛遠。

蒲郁在下船的人群裏有些顯眼。她戴一頂窄而扁的藍色呢帽，燙鬈的短發襯小巧的臉，著水藍色垂墜式洋裙，搭皮草領肩，露出脖頸肌膚與一條項鏈。

細碎鉆石鏈條，細碎鉆石鑲吊墜，一顆比鴿子蛋還大些的藍寶石。蒲郁實際的身家加起來恐怕還比不上這條項鏈的零頭。總局不會給這樣的裝配，是二哥給的。

從香港登船的時候，一位老先生塞給了蒲郁一個絲絨盒子。盒子底下有張箋文：“小郁愛鑒珍貴之物借予你，務必如期歸還。”

沒有落款，亦不是二哥的筆跡。看似公事公辦的口吻，擡頭卻是“愛鑒”。蒲郁上次看到這兩個字是在馮四小姐給師哥的信件裏。戀人之魚雁往來才會寫“愛鑒”。

箋文燒掉了，項鏈戴在身上，似平安符。

不少打探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大約想知道是什麽來頭。比藍寶石項鏈還要浮誇，她踏上石子路，剛伸了個懶腰，便頤氣指使地向腳夫道：“磨蹭什麽呀！就這幾個箱子，還不快些搬過來！”

兩位腳夫挑著幾擔沈甸甸皮箱，咬牙小跑過來。也不見怨懣，反而賠罪道：“大小姐，這可不是幾個箱子，實在和講好的不一樣……”

蒲郁輕哼一聲，“大不了加錢嚒，事情辦妥了自會給你們的。”

便接著往馬路上走，旁的人還在打量，卻見一輛福特汽車開過來，在揚起的塵氣中剎住了。

穿軍裝的青年下車來，向蒲郁頷首，恭敬道：“蒲小姐，我是傅處長的副官小馮，傅處長派我來接您。”

和事先得知的接頭方式不一樣，怎麽半路殺出來個副官？

蒲郁頓了頓，仍拿出貴千金的派頭上下瞧對方，“他人呢？怎麽不親自來接我？”

“傅處長有公務在身，讓我先送您去國民飯店。”

蒲郁不曉得說什麽了，只得生硬地試探暗語，“你曉得我的規矩嗎？次等的那是都不行的。”

馮副官道：“傅處長吩咐過，蒲小姐有什麽要求我們都會照辦，一切要最好的。”

沒有對上暗語。

可眼下情形容容不得蒲郁回絕，只得跟這位副官走。

天津開埠最早，多國侵占租界，就以最繁華的商業街來說，橫貫日、法、英租界。

汽車前往飯店的途中，好似掠過不同國度。尤其在錦州道以北，日本氣息濃郁，西洋建築上也掛著能看懂但讀不出的日本漢字。

跨錦州道進入法租界，街上也有三三兩兩穿和服的人。即便在上海，日本人大量聚集的虹口，蒲郁也未見過這般狀況，頓生難言之感。

官家的車在路旁停泊，馮副官請蒲郁下車，招呼門童來搬箱子。蒲郁表面還是作傲然的模樣，掃過周圍的人，揣測狀況。

將蒲郁送至套房，馮副官借房間裏的電話作報告。蒲郁嘀嘀咕咕地稱不滿意，繞到馮副官身後，道：“你們傅處長是嗎？把電話給我，我要和他說話！”

卻見馮副官掛斷電話，回道：“傅處長請蒲小姐稍作休息，一會兒再由我送您去晚宴。”

“晚宴？什麽晚宴啦，人也見不著，就對我支使來支使去的。”蒲郁不滿道。

馮副官淺淺一笑，“小田切先生的私人晚宴，聽聞蒲小姐來，特意邀您參加。”

蒲郁咕噥兩句，蹙眉道：“好啦好啦，我去就是！”

待馮副官離開房間，蒲郁拿起電話聽筒撥打客房服務，一邊提出苛刻的要求，一邊狀似不經意地把玩旁邊的臺燈。

只見臺燈下連著鐵線竊聽裝置。

不論是打電話還是房間裏活動的聲音，皆分毫不落地傳入竊聽者的耳朵裏。

種種跡象表明，潛伏的同事面臨險境，而蒲郁作為對方的“未婚妻”，還未露面便被懷疑了。日本人不想讓蒲郁與任何人接觸，要直接見她，或者他們。

由於保密工作，總局只給了蒲郁一個身份，並沒有透露具體任務與其他情報。“傅處長”是什麽樣的人，他們是怎麽定親、相識，卻至今也沒有成婚的，得是接上線才能知曉的。

要蒲郁扮演一個驕矜的大小姐已不容易，這下還面臨不可能完成的挑戰。

與“傅處長”不要說在細節問題上說辭一致，見面的第一眼就可能會暴露。

但——赴死，也是一個戰士的使命。

蒲郁握住了藍寶石掛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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