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易南飛到了泗水辦事處。我沒有約會，就自己在宿舍玩。我起床後，到吃齋飯的地方喝了點粥，就去centerpoint逛商場，買衣服。

然後還是在宿舍所在的那條小巷吃東西。是自助餐。我夾了一些素菜，用勺子舀了一些花生米。

我一個人默默吃飯，一個中年人跑過來。大聲說道：“哇，你是怎麽做到的，你可以用筷子夾花生米欸。”

我一驚，反問他說，“很奇怪嗎？”然後繼續用筷子夾起花生米，放進嘴裏。

他用非常誇張的表情看著我，並且把周圍的人都叫了過來。

他們觀看我表演這項獨門絕技。我有意放慢速度，一顆一顆地夾給他們看。

“哇，你真的好厲害啊。”他們叫起來。

“中國人應該都會用筷子夾花生米吧。”我笑著說道。

“我們的祖籍也是中國，我們平常吃飯也會用筷子，但是夾花生米真的做不到，一般都是用勺子舀。”

“可能是因為從小就這樣練習，所以手指比較靈活吧。”我說。心想，在我人生的前24年，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用筷子夾花生米在他人眼中會成為一項絕技。

圍觀者還有一些小孩子，他們看了之後，就回到自己的位置，試著用筷子夾花生米玩，但總是滑落。

我走出店子的時候，看到一些大人還在做這項實驗。

這天晚上，我們居住的華人區停水斷電了。棉蘭市區停水斷電是非常常見的現象，這裏雖然是印尼第三大城市，但是就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社會資源而言，僅相當於八九十年代的中國農村。

為了防止工作和生活因為突然的斷電而中止，華人的家庭裏一般都會配置發電機。

只要一斷電，發電機轟轟隆隆的聲音就會響起來，燈泡再次亮起，網絡重新被連接。

這一次，發電機的聲音也在一樓響起來了，但是並沒有來電，四周依然黑魆魆的。我正在洗澡，泡泡打到一半，水也停了。

我站在淋浴間猶猶豫豫的，不知道是繼續等水呢，還是直接擦幹了，穿上衣服算了。

我聽到樓下的鐵門被重物打開的聲音，難道是進賊啦？一些可怖景象在我的腦海中劃過，我趕緊跑到床上，拉上被子蓋起來。盡管天氣很熱。

但是為了應對黑暗中的恐懼，我只有拉上被子。

就這樣一動不動地躺了十分鐘，我摸出手機，發現有兩個未接來電，是社長打來的。

我猶豫了一下，還是回了一個電話。

“在不在宿舍？”社長問。

“在的。”我說。

“那好，我現在回去接你。”

我穿好衣服，在樓下等了幾分鐘，社長的車才從巷子裏開進來。車燈打到我身上，我頭發都是濕的，顯得狼狽不堪。

“我們現在去羅亞酒店，那裏有電，我看能不能訂到房間。”社長說。

車裏擁擠不堪，社長的夫人，兒子，女兒，還有一位中國來的工人都坐在裏面。

到了酒店後，已是晚上九點。我們先坐下，社長叫來服務員，點了一些宵夜。

隨後，社長的太太，兒子和女兒都去酒店的房間休息了。

社長、我以及那位中國編輯繼續坐在凳子上等。

“我在問服務員，看看有沒有多餘的房間。”社長說，“有時候會有人訂了房間，但是最後沒有入住，我們就可以住這個房間了。”

“這種可能性應該不大。”中國工人說。

“再等等看看吧。”

桌上還剩一些菜，社長吆喝中國工人和他一起把菜分吃了。

社長聊起貴州人的話題，他說，“我們報社之前招過兩位貴州人，他們兩個人的脾氣都很暴躁。”

“貴州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人無三分銀。”他把這句俗語說出來後，就問中國工人，“貴州人的性格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不一定，哪裏都有特例的。”中國工人說。

徐林曾經跟我講過這個故事，用意是督促我用心工作，不要讓老板覺得湖北人不好打交道。

但是他的所作所為早已違背了他的初衷。拜他所賜，估計老板以後再也不會招湖北人了。因為湖北人是九頭鳥，愛耍心機。

在社長眼中，我就是這樣的人。

中國工人有時候會跟我聊聊天，一到這個時候，社長看我的眼光就說不出的奇怪。他好像覺得，我是有意在勾引這位中國工人。

我仿佛能夠預見得到，等我期滿回國後，老板會跟其他人說“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的俗語，然後問他們，“湖北人是不是都是這樣的，非常善於蠱惑人心。”

這樣一想，我就懶得講話了。

一直等到晚上十一點鐘，還是沒有多餘的房間。中國工人連續打了好幾個哈欠。我沒有打呵欠，我的生物鐘早就錯亂了，但我也希望能盡快躺到床上，幹躺著也行。

中國工人提議，要不直接回宿舍休息吧。我也應和道，想回宿舍。

社長說，“那好，我現在送你們回去吧。”

回到宿舍，都十二點鐘了。沒有電，沒有水，也沒有網。我打開燈泡的開關，臺燈的開關，然後躺到了床上。

我總是不自覺地想起易南跟我講的故事。

他25歲的時候就爬上了人生的最高點，又在27歲的時候跌至谷底。“我已經跌到谷底了，感覺還有人用腳狠狠地踩在我的臉上。”

我現在所經歷的，連他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可是我依然會在半夜驚醒，社長的眼神恐怕會成為我一生的陰影。

我現在還有他，而他呢，什麽慰藉都沒有。可以想象，他當時是處在怎樣的絕境。

我下意識的想給他一個擁抱。我想告訴他，“當初你說那些的時候，我信，我都信”。我並非有意當做笑話來聽。我只是不知道怎麽正兒八經地安慰人，插科打諢和轉移焦點至少能稍微緩解一下悲情。

這段時間，報社的翻譯員有一位辭職了，還有一位叫Dewi的翻譯員馬上就要休年假了。我們的翻譯稿件不夠用，只有上網搜熱點新聞補上。

尋找新的翻譯員又成為了讓社長頭疼的事。

Dewi休年假的第一天，就有一位叫阿雅的人加了劉青微信。她自我介紹稱，“你好，我是廣州現代醫院的翻譯員。”

劉青馬上問社長，這個新的翻譯員到底什麽時候可以正式上班。

社長說，“哪個新的翻譯員？”

“就是那個叫阿雅的，是現代醫院的人。”

社長說，“你把人交給我來處理吧。”

到了晚上，易南給我發微信了。他說，“為什麽我這邊的人被抓到訊報了？”

“你說什麽，我不明白？”

“今天阿雅跟我說，林文勝想找她做翻譯員，這是怎麽回事啊？”

“具體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她自己跑去加了劉青微信，然後就被上報了。”我說。

“哦，原來是這樣。”易南說。

“所以，她能不能做我們報社的翻譯員？”我問。

“當然不能啊。這是我公司的人，林文勝一找她，她馬上就向我求救。後來，林文勝又發短信給我，說阿雅可否做本報社的翻譯員，我馬上回絕了。”

“真是蹊蹺。”他又說。

“是挺蹊蹺的，她在那麽巧合的時候跑去加劉青微信，還自我介紹是翻譯員。剛好我們報社挺缺翻譯員的。你說，她難道不是自已送上門來的嗎？”

“聽你這麽說，感覺還挺好玩的。”易南說。

後來，社長看我的眼神又多了其他的內容，好像是我故意從中作梗一樣。我故意讓阿雅加劉青微信，以此刷存在感。

然而，我什麽都不知道，我只見過阿雅的背影，只知道她喜歡染黃頭發而已。我也沒有她的微信號，至於她為什麽跑去加劉青微信，只有她自己知道。

在社長的心中，恐怕徐林逼他加工資這件事，也是我一手策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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