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外面看，這不過是一間漂亮的白色葡式木造俱樂部，古典主義的門面上沒有一個字，沒葡萄牙文，沒中文，沒英文，在這殖民地島嶼像個無主孤兒。走進去，房間大且美。在這夏天長得沒有盡頭的亞熱帶都會裏，南國吊扇緩緩在頭頂旋轉著，吐露漫長夏日的風。從歐式長窗往外看去，可窺見會所另一頭。那裏有一條長長的面海走廊，戴著帽子的女士坐著，安靜用餐。走在其間的侍者看上去都是葡人，穿著管家式的衣服。

有游客拿著地圖，站在門前看這沒有任何號碼的建築物。好奇要闖進去，卻被門口的人禮貌攔住。轉身離開前，還是忍不住張望，一人細聲說：“這是保護文物吧？”

另一人說：“我看像私人會所。”

討論不出結果，就這麽走了。

下午五點，這木式建築的門關上了，只留一道側門。一個短發女孩子，穿著鴿子灰的連衣裙褲，背著一個白色敞口袋，踏上藍色線口便鞋，從側門進去。她繞過那條面海長廊，在一間房前停下，伸手推門。

門開了，房間裏有一個電梯入口。

電梯入口旁，有一道安檢門，窄窄的。她將雙肩包放到傳送帶上，步過安檢門，張開雙臂。安檢儀在她身上掃過，穿黑色制服的人拿起她胸前的證照，低頭看上面那張白凈齊整的臉。簡單的名字：高希。

這是高希言第一次進入 M CLUB。以高希的名字。

“裏面是什麽？”他們讓她打開敞口袋。

“琴譜。”她將東西掏出來。

他們翻了翻，其中一個問，“你很臉生？”

“師姐的手傷了，我來頂替她。”說著，她舉起兩手手指，在空氣中做了個彈鋼琴的動作。

那人揮揮手：“過去吧。”

她提起敞口袋，轉身要走，身後那人又喊住，“等一下。哪一家學校的？”

“新濠音樂學院鋼琴專業大二。”

“給他們打個電話。”那人轉過身，用葡萄牙語跟旁人說。高希言聽懂了。不說話，站在一旁。

他們在網上找到電話號碼，撥打過去，問有沒有這個學生。電話那頭說了什麽，那人擡頭問高希言：“學號多少？”

高希言報了個數字。

那邊又說了幾句，這邊電話掛掉了，讓她通過去。

這天下午五點零三分，新濠音樂學院有學生發現，他們學校主頁被黑客入侵，但僅僅篡改電話號碼。兩分鐘後，主頁回覆正常。沒有人再記得這件事。

五點零五分，高希言提著敞口袋，在電梯口按下數字。電梯門打開，她乘坐電梯來到地下二層。

電梯門打開，眼前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現代會所，極高的天花板上都是銅管吊頂，暖色調的光中，長桌一頭坐著穿西裝三件套的男人，另一頭是著機車皮夾克的男人，喝著酒，談著話。酒櫃墻壁那一面有光，吧臺是一塊巨大的懸浮木臺，想來是用天然木頭打造，線條圓潤，站在前面的調酒師面無表情。角落拐角處一條長形的黑色沙發。旁邊有一臺鋼琴，高希言知道，那就是她要待的地方了。

帶班經理是個不拘言笑的男人，跟她說了幾句，目光一截截低下去，“短頭發？”

高希言擡起手，摸摸發尾。

帶班經理說：“Money 哥不喜歡女人短發。不過算了，反正他也不會註意到你。”

“Money 哥？”她趁機問。每個細節都不願錯過。

“我們老板啦。有次一個內地客在這裏說笑，說施友謙的名字，普通話聽起來像‘是有錢’。後來大家就這樣叫起來了。”經理嘴角似乎有點笑容，也許因為在低位者面前，顯示自己跟老板的熟絡。

說不了幾句，他就丟下她離開。因為有客人叫喚。後來休息時，高希言聽說是因為侍者給錯了菜單。按照習慣，給女生看的菜單上不寫價格，但侍者給錯了男客菜單。客人為這事喊來帶班經理。

聽起來，像是一家精心經營的普通餐廳。客人看上去也沒什麽特別。男人女人該有的虛榮跟較真，他們都有。

攤開琴譜，高希言開始彈奏，煞有介事的樣子。福利院裏的兩年，她沒碰過鋼琴，唯一沾邊的就是在桌面上練習。有次被護工發現了，趁機用熱水燙下來。她低頭，看著手背上那一小塊深紅色的疤。觸目驚心地提醒她，福利院那兩年，永在她身。

聽從發叔建議後，她重新拾起琴技，埋頭苦練。新濠青少年鋼琴比賽季軍的底子仍在，專家聽出來她的生疏，旁人不會。而在這種地方，哪裏會有專家呢？

她低頭，手指放黑白琴鍵上。

在琴聲與琴聲之間，她偶爾低頭在琴譜上，用鉛筆寫下什麽。在她中途喝水休息時，帶班經理走過來，翻看她的琴譜。她靠在鋼琴邊，擰上礦泉水瓶蓋，“是一些即興的樂曲。”她手指放在琴蓋上，演示起來，嘴裏輕聲低低哼唱。

有人走進來，帶班經理放下琴譜，迎上前去。

整整三天，高希言五點鐘來到這裏，六點開始彈琴，晚上十點離開。中間有半小時休息時間。她靠在吧臺前，跟調酒師討一杯湯力水，閑聊幾句，慢慢將話題引到施友謙身上。老板不來嗎？他平時在幹嘛？

對方原本還在說笑，突然就會停下來，深看她一眼。她明白那種眼神，是在說“你問來幹什麽”，趕緊裝出花癡的樣子說：“不知道他帥不帥呢。”

“帥啊。但是人家不會看上你啦。”對方嗤笑。

每次進來時都要通過安檢，手機錢包托管，離開時還要搜一次身。身上有紙質文件，要一遍遍翻查。

高希言留意過，客人進來也要過安檢。但所有人都一臉樂意，沒有絲毫不耐煩，仿佛他們即將進入賭場，而非一個會所。

晚上回到家，她鎖上房門，拉開抽屜，從夾層下面掏出一個筆記本。攤開筆記，她將琴譜樂曲抄下來，轉換成數字，又將數字，轉換成文字——

8 月 5 日。9 個客人。聽不到談話。

8 月 6 日。8 個客人。談話內容無異常。

8 月 7 日。8 個客人。談話內容涉及黑市期指。

這些信息有什麽用？她不知道。但除此以外，她根本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做什麽，還能做什麽。

她正將信息抄寫在本上，手機響起。號碼來自公共電話。她接聽，沒說話，對方說：“我以記者身份跟警署檔案室的小胖妹約會了兩個星期，她終於願意將檔案覆印一份給我。等一下有快遞送上門。我能打聽的就是這些，尾款記得三天內給我。”

“知道了。”高希言掛掉電話，繼續抄寫。寫完後，她將本子放回抽屜的夾層中，取出裏面私家偵探的名片，記下他的銀行賬號，放回夾層中。

門鈴響了，她開門，見到張秀汶抱著一個大信封站在門口，“我剛到門口，見到有快遞上門。我幫你簽收了。”

高希言趕緊拿過來：“謝謝。”

張秀汶走進來，身上沾了些雨水。高希言問：“外面下雨了？”

“是啊，零星小雨。不過天文臺說，今晚開始，未來幾天都要下雨。真是討厭。”她抱著雨傘，快步走到陽臺上，將它撐起來。藍天與星星的圖案。

高希言跟她講了幾句話，拿著信封回到房間。她反手鎖上門，立馬撕開信封，取出裏面的資料——案情總結、口供記錄、法醫報告。她的目光跳過高倫屍體的照片，落到口供那一塊。

上面是兩年前她的口供。語無倫次，邏輯不通。她清楚記得，自己在警署邊哭邊錄口供。那些斷續的語句，在薄薄的紙片上，被壓成了一段段文字。

警察：事發晚上八點到九點，你在哪裏？做什麽？

高希言：我在填海區沙灘上。

警察：有沒有證人？

高希言：證人？

警察：有沒有跟你一起？

高希言：禮哥哥。我跟禮哥哥，周禮一起。

警察：兩個人在沙灘上？

高希言：我生日。他給我買了蛋糕，點上蠟燭，一起過生日。

她從回憶中醒來，開始看警察對周禮的口供。在警方的記錄中，一切事情都變得沒有感情色彩，像努力維持客觀中立的新聞短訊。周禮對事發當晚的回憶，跟高希言一樣：他跟高倫的女兒一起，為她過十六歲生日。當晚原本要跟高倫三人一起過，但高倫臨時通知他，自己有事要做，要晚點過去。高倫沒說自己要去做什麽，沒說去哪裏，沒說幾點過去。

因為高倫在新濠知名度高，案件備受關註。向來被人詬病“懶政”的當地警方，查案查得仔細，為證實二人口供，還找到當晚在沙灘的其他人。

證人 A：（認照片）見過他們倆。有印象。

警察：大晚上的，你們怎麽會認得這陌生人？

證人 A：當然認得啦！那男的經過我的雪糕車時，買了一盒雪糕，給了我一千元，說不要找零。女孩子穿著中學校服，比較引人註目。後來他們在沙灘上放煙花，點蠟燭，吃蛋糕，喝紅酒，女生表現得很開心。

其他證人的供詞大同小異：周禮在一個少年手中買了花，問他為什麽沒去上學，跟他聊了會天，給了五千元小費。後來少年看到他們倆遠遠地放煙花，吃蛋糕。少年說，那天他的花沒賣完，正準備走，周禮帶著高希言過來，將他手上的花全部買下。

還有其他同事的口供。

沒有人在那天晚上見過他。此前高倫表現得一切正常。

根據警方報告，高倫的屍體在當晚周禮送高希言回家時，在家中被發現。現場沒有打鬥痕跡。屍檢顯示死亡時間在當晚八點到八點半之間，死因是註射過量丙泊酚。沒留下遺書。警方以自殺結案。

高希言看著這份報告。裏面沒有任何內容是她所不知道的。

她掏出打火機，點燃報告，塞進水杯。

現在，她唯一的線索，就在 M CLUB 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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