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俄國開始公開反猶，每一次暴力行動後，都把一批新的移民趕出裹緊。

猶太人把米國當做理想中的避難所，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遙遠的太平洋彼岸每一暴力，沒有歧視，沒有眼淚，只有平等的待遇和成功的機會。

可惜，等待他們的卻是，層出不窮的反猶言論，和限制性的措施。

於是，初來乍到的猶太人們，只有依靠猶太組織和慈善機構生活，許多人一貧如洗。

但，比他們更慘的是華人移民。

後世稱為“華人”，此時，很多地方還稱之為“唐人”。

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新移民的家人，後來的華人社會，除了廣東臺山人外，其他的人已經不再使用唐人這個古老的名稱了。

19世紀，很多華人被“賣豬仔”，聽信了謊言，輾轉到了米國。

太平洋鐵路，加州鐵路，諸如此類，都是建立在無數華人的屍骨之上。

之前，文嵐參觀了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學院，“丁龍漢學講座教授”這個頭銜是世界漢學學者的最高榮譽，只有寥寥數人曾獲得此項殊榮。

而這位丁龍先生，真名馬萬昌，又名馬進隆，是一位從修鐵路的苦力華工變成一位倍受尊敬的管家。

“進隆”與“丁龍”在臺山話中語音相似，於是，以訛傳訛，馬先生的真名便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之中。

1901年，他捐獻了畢生積蓄12000美元，促使哥倫比亞大學開設了漢學系。

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系對中國近代文學影響深遠。

民國時期，有一萬多國人到此留學，不乏諸如胡適、陶行知、馬寅初、聞一多等後世知名人士。

一個普通的華工，推動了中美文化交流的發展。

這，是一個奇跡。

但，深究這奇跡的背後，則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悲慘歷史。

1875年，年僅18歲的丁龍被賣豬仔，混在密不透氣的船艙裏，到達人生地不熟的異國他鄉，便成了加州修鐵路的一個寂寂無名的華工。

後來，因緣際會之下，丁龍變成了若幹鐵路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卡朋蒂埃先生家眾多仆人之一。

卡朋蒂埃先生脾氣很差，某日喝醉酒後，打罵責罰所有的仆人，還揚言要把他們統統趕走。

第二天，酒醒後的卡朋蒂埃先生，發現偌大的房子裏只有遵從孔孟之道的講究“信用”、“榮譽”的丁龍留了下來。

丁龍雖然得到了卡朋蒂埃先生的認可，卻在那個排華年代裏備受歧視。

在那些米國人眼裏，居住在東亞及其周邊島嶼的那些人，似乎只是抽食鴉片、留著豬尾巴一樣辮子的野蠻族群，或者是崇拜魔鬼的未開化的人。

旁人歧視的眼神，從未淡去。

當他們踏上輪船時，手握高級包廂船票的丁龍，被旁邊的乘客要求去住下等艙。

就連他的捐款，也被因為對華歧視，而屢遭阻擾。

幸運的是，他遇到的是卡朋蒂埃先生。

卡朋蒂埃先生裝作仆人，把丁龍捧成著名的哲學家，讓丁龍順利留在包廂中。

卡朋蒂埃先生，一連數封長信，闡述米國人對華人世界的歧視與不了解，高度讚揚了丁龍的人格，並捐款10萬美元。

最終，促成了哥倫比亞漢學院的建立。

此事，給當時的米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傳回國後，更得到包括慈禧太後、李鴻章、伍庭芳等人的大力支持，紛紛捐贈圖書。

慈禧太後捐贈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成為了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院的鎮院之寶。

可惜，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華工、華人移民，都沒有遇到像卡朋蒂埃先生那樣的朋友。

當文嵐第一次踏進舊金山的唐人街時，文嵐等人赫然發現，那些跟想象得完全不一樣，跟文嵐在後世看到的那些亭臺樓閣更是有著天淵之別。

除了游客的餐廳外，除了少數幾個標志性建築，整個唐人街裏面的建築都非常破舊。

汙跡斑駁的外墻，青苔爬滿了階梯，昏暗狹小的空間裏蝸居著數不清的華人。

衣服淅淅瀝瀝地掛在外面，破破爛爛的拖把懸掛在空中，看著就覺得非常寒酸。

很多人，一家大小，龜縮在很小的房間裏面。冰箱是有的，可惜早已壞了，只能拿來當收納室。到了晚上，女主人做好飯菜，就打開床邊的折桌，一家人或站或做吃完了晚餐。

昏黃的燈光下，狹窄的隔板上，放著每個華人家庭都有的東西——砧板。

砧板，幾乎都是厚達近十厘米的木塊，像是從什麽樹根上砍下來的，看起來非常厚重。可惜，經過經年累月與菜刀的廝殺，早已是遍體鱗傷。經常與菜刀接觸的地方，已經凹出一條非常明顯的坑溝。部分中餐廳的砧板，更是成了一個明顯的三級凹字形階梯，中間一大片日覆一日地被墊著切菜，早已磨成了薄片。

偶遇的梁伯聽說文嵐會說粵語，剛從國內出來，開心得像個五六歲的小孩子。

他一直纏著文嵐問長問短，試圖從文嵐的話語中，尋找蛛絲馬跡，逐一還原那個久藏在記憶中的家。

梁伯非常熱情，堅持要請文嵐一行人進屋坐坐。

一踏進梁伯的家，文嵐恍惚間有種無意間闖進某戶鄉下人家的錯覺。

梁伯一個人住，狹小的屋子裏堆滿了與華國相關的物品。

墻壁上貼著領袖畫像，掛著傳統的黃歷，貼著舊式美女掛歷和一排家人的小幅照片。一旁的小桌上，供奉著關公像。靠近飯桌一側的墻壁上，貼著關於移民的新聞剪報，最顯著的一張上面寫著一行大字“白宮稱無法幫助僑眷團聚”。

最特別的是，在暖水瓶旁邊的墻壁上，貼著一張華國全國地圖和一幅白色的手繪地圖。

文嵐湊過去細看，才發現這是一幅描繪在餐巾紙上的廣州舊城區街道地圖。

梁伯見文嵐一直盯著那張地圖看個不休，不好意思地解釋說：“我讀書少，找不到家那邊的地圖。這副是照著朋友帶過來的國內地圖，自己用鉛筆描了之後再繪制的。”

原來，梁伯來自開平，為了養家糊口，1935年跟著鄉裏人到了米國打工。洗衣店、做墳場工（專上晚上11點到淩晨7點的工廠班）、中餐廳後廚，各種苦活累活都幹過。積攢一點錢，就寄回家鄉，養活父母妻兒。

梁伯摸著一個少年的照片，眼眶泛紅：“46年，我回過一次家，第一次見到我的兒子。你不知道，那個年代的日子真的很難熬，為了掙一口飯吃，我老婆懷著4個月的身孕，我就離開了家。46年春節，我才第一次見到我的兒子，第一次親手抱抱他。我在家裏呆了一個多月，唉，早知道是這樣，我就不出來了。這麽多年了，我再也回不去了。”

這是一個華人備受歧視的年代。

這是一個信息不發達的年代。

很多資訊，除了偶爾在報紙上看到的報道外，就只能靠口耳相傳。

所以，他們沒有途徑了解回國的信息，是非常正常的。

文嵐看著梁伯布滿老繭的手，甚是不忍，於是在白紙寫下香港華僑旅行社的地址，同時附上駐港相關機構的聯系方式。

文嵐告訴驚喜難辨的梁伯：“國內現在很多政策正在調整，以前只能接待友邦和那種老朋友們的華僑旅行現在也可以接待外國游客，但主要還是華人探親團。雖然手續比較覆雜，回到國內後也需要按照指定的線路旅游，停留的時間和地點都限制得比較嚴格，但，總能回家看看。也許，再過幾年，相關政策會更加放松，到時候大家都可以到華國旅游探親了。”

梁伯摸著寫著具體聯系方式的紙片，就如看到了救命符一樣，兩眼直發亮。

“沒問題，那些都沒有問題，就算再麻煩，就算花費再多的錢，我都願意。”

文嵐看著聞訊而來的其他老華人和老華僑，安慰大家說：“我們有熟人在香港，不如這樣吧，我先幫忙聯系一下，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我再讓人過來告訴大家。”

“那太好了，謝謝你啊！我做夢都想回家看一眼，哪怕是聞一聞家鄉的氣味也好。”一位顫顫巍巍的老婆婆，伸手直抹眼淚。

“就是，就是，我們都盼著有機會回去看一眼。”

夾雜在人群中的梁伯，點頭如搗蒜。

看著聚在一起喜笑顏開的梁伯們，文嵐想起散落在各地大小不一的華人社區。

出乎許多人的印象，其中在古巴、墨西哥和許多南太平洋的小島上，都有著為數不少的華人社區。

他們為了生活，遠度重洋，到達所謂遍地是黃金的地方打工賺錢養家。

他們離開家，是因為家裏實在太窮了。

抱著能夠改善自己和家人生活的美好願望，他們偷偷到了異國他鄉，而真實的情況卻總是事與願違。

他們永遠回不了家。

因為，他們永遠生活在社會最低層，靠出賣勞動力，用青春、時間和健康換取微薄的薪資，再把那些積攢下來的錢寄回老家。

父母已經老去，他們的青春不再，日覆一日地重覆著昔日的高強度工作，自己卻依舊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連回家的路費都籌不起。

老去的他們，每每遇到一個新鮮的華國人面孔，聽到熟悉的漢語，便忍不住流淚，用各種語言講述他們失去的家園，講述他們逝去的祖輩。

在後世的互聯網上，出現的只有那些衣錦還鄉的成功者或者後來加入的新華人。

而這些老華僑，或者說老唐人，則永遠存在在社會的邊緣，猶如停留在時光隧道的空洞裏面。

他們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結婚，被人遺忘，逐漸雕零，逐漸消失在時空隧道之中。

他們的晚年生活極其枯燥無味，經年累月的就是退休、打麻將、看電視、吃飯、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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