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pi.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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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Epi.04
4.
前兩個水龍頭都是壞的，萊昂擰開第三個，俯身洗了洗臉，水滴到衣領上，他還穿著那件舊毛衣，夜班發報員借給他一件外套，換下那件從火車上偷來的，沾著血跡的那件早在火車通過土耳其邊境之前就扔掉了。
電話響了起來，六個裏的其中一個，許久，無人接聽。聲音在走廊、前廳和四個壁櫥大小的辦公室裏回蕩。伊斯坦布爾聯絡站的偽裝是一家旅行社，掛在門口的銅牌這麽宣稱，而鑲在相框裏的褪色風景照片和雜志架上快要滿溢出來的打折套餐小冊子進一步說服意外闖入的人們，銅牌確實沒有撒謊。旅行社有一輛小型巴士，雇傭了一個當地司機，自然是為了接待游客，決不是別的什麽原因。
有人敲了敲洗手間的門，萊昂抹了抹臉上的水，撥開了鎖。夜班發報員，食指和中指之間夾著一支點燃的煙，一個黑色帆布包掛在手臂上。
“司機到了，”他告訴萊昂，“下樓，轉右，第二個街口再轉右，你會看見一個停車場，我相信你知道一輛巴士長什麽樣。”
萊昂說他應該知道。
“別和司機說話，不過說也無妨，他不會英語。我們告訴他你是個攝影師，”黑色帆布包塞到他手上，“你記得地址嗎？”
萊昂從外套口袋裏摸出寫著姓名和地址的半張紙裏，對方搖搖頭：“當我說‘記得’的時候，我的意思是就算有人把你的頭按進水裏，你還能拼寫出街道名。”
“我記得。”
值班發報員取走那張紙，掏出打火機，點燃。
遠處，宣禮塔的喇叭響了起來，呼喚人們參加今天的第一次祈禱。
——
雪蓋住了被煙熏黑的屋頂。
莫斯科似乎一直以來就是這樣的，永恒的雪，清晨的凍霧，低垂的太陽，空曠的街道和廣場。空氣本身像是長了倒刺，在呼吸的時候刮破上顎和喉嚨。安東上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時候奧爾加姨媽還活著，對那顆悄然生長並最終殺了她的腫瘤一無所知。在最後那個痛苦的星期裏，尼古拉姨父向管理農場的維克托·謝爾蓋耶維奇·普利瓦洛夫借了卡車，把她送到列寧格勒，然後又送到莫斯科，她在那裏死去，又被同一輛卡車運回農場，下葬，泥土被凍得如此堅硬，鐵鏟像是敲在鋼板上。這一切都是彼得轉告給他的，七個月之後，在華沙一家咖啡館裏，陽光曬暖了他的後背。
安東不記得他的父母，奧爾加姨媽堅持說他們都是病死的，剛開始的版本是霍亂，後來又變成了肺炎，但時間是肯定的，1939年，許多父母都在這幾年間“病死”。當安東問起墓碑在哪裏的時候，她會佯裝發怒，開始用“安東·安德烈耶維奇”來稱呼他，命令他滾出廚房。
他的童年是霜凍的沼澤，當他第一次這麽說的時候，他的老朋友，帶著一種貧乏的、預科學校畢業生的想象力，問他這是不是一個比喻，不是。奧爾加姨媽家在沼澤邊上，農場最偏遠的角落，往西走。尼古拉姨父照顧馬匹，兩個表兄像馱馬一樣工作，並不怎麽和他說話。安東·安德烈耶維奇·索科洛夫，年幼的局外人，獨自在曠野裏玩耍，用彈弓打田鼠和偶爾出現的狐貍。學校是日久失修的教堂，每周兩次，他在長凳上抄寫西裏爾字母表，彎著腰，壁畫裏缺了一只眼睛的聖徒嚴厲地俯視著他。
路燈熄滅，太陽還沒有出來，捷爾任斯基廣場陰影幢幢，這似乎也是它一直以來的樣子。人們不得不路過這裏的時候都低著頭，像獨自穿過峽谷的牧民，屏著呼吸，生怕被狼群察覺。安東按緊帽子，走進陰影裏。
克格勃寄生的這棟建築物內部由深淺不一的棕色、黑色和米黃色構成。彼得的辦公室是其中一個稍微比其他地方更陰暗一些的角落。他不常在這裏出現，彼得是那種喜歡巡視蛛網每一個角落的蜘蛛，只會在風暴快來的時候回到蛛網中央，用細瘦的、布滿斑點的節肢撥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絲線。
“火車，”彼得開口，皺起眉頭，像是突然之間忘記了哪一班火車，“終點站是伊斯坦布爾。”
我知道，安東想，並沒有說出來。
彼得點了一支煙，把煙灰缸撥到桌子正中央。房間裏沒有窗戶，燈泡浸泡在煙霧裏。彼得就只是彼得，沒有父稱，沒有姓氏，也沒有解釋，從安東還是個軍校生的時候開始就是如此。行動處處長有著蜘蛛般的耐心和不容外人幹擾的節奏，安東等待著。
“去年十月，一位尤裏亞諾夫上尉叛逃到美國，在他隨身帶著的禮物裏，有一份五十六頁的名單，克格勃的諜報網，不是全部，但也足夠把孩子們從地窖裏拖出來，撕成碎片，”彼得磕了磕煙灰，“問題：為什麽我們還沒有被撕成碎片？”
這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安東繼續等待著。
“因為他們一直沒有找到鑰匙，直到‘烏鴉’把它偷走。”拿著煙的手晃了晃，“我們不能把孩子們都叫回來，你明白的，他們當中有些人走得太遠。所有人都背上了死刑判決，沒有人知道行刑時間，兩小時後，一個月。”
煙被摁熄了。
安東看著灰燼，“我會去伊斯坦布爾。”
彼得像是沒聽見他的話，就算聽見了，也不感興趣，“如果我那個死在克裏米亞的父親曾經教會我什麽的話，那就是一，怎樣鑿一個完美的冰洞；二，出發前檢查你的□□。我認為這是十分正當的行前建議。”
這就是你把我召回莫斯科的原因？檢查你的□□？“確實是的。”安東回答。
彼得著手卷一支新的煙，“莫斯科還是你記得的樣子嗎？”
“是的。”
“你的意思是‘很不幸，是的’，還是‘感謝上帝，是的’？”
“各有一些，我想。”
一根火柴被擦亮，硫磺的氣味，火光短暫地照亮了彼得骷髏般的臉，“走吧，安東·安德烈耶維奇，有人會送你去機場的。”
——
車在一條街外停下，一道斜坡的底部。萊昂下了車，開始攀爬，一路核對門牌號碼。空氣裏滿是豆蔻、潲水和咖啡的氣味，兩個男孩騎著自行車，像炮彈一樣沖下斜坡，沖萊昂喊叫了一句什麽，在他來得及作出反應之前就消失了。
他要找的房子平凡無奇，夾在另外兩棟相似的住宅之間，只有一小段石階和釘在墻上的藍色信箱把它們區別開來。萊昂按了按門鈴，沒有應答，他退後一步，擡頭看二樓的窗戶。窗簾緊閉，沒有提供任何線索。
一只狗沖他吠叫，萊昂轉過身，狗主人拍了拍那只黑褐色雜種狗的頭，讓它安靜。他戴著氈帽，大衣外面搭著一條格紋圍巾，看起來更應該出現在格林威治，而不是遠離伊斯坦布爾中心的窄巷裏，“在找什麽人嗎？”
他說的是英語，聽不出什麽口音，
“記錯門牌號碼了，”萊昂回答，“我現在就走。”
戴著氈帽的人往旁邊邁了一步，擋住了他的去路，“我在這附近住了很長時間了，也許能幫你。”狗又吠起來，齜起牙齒，“安靜，阿尼卡。”他訓斥道，這名字的最後兩個音節之間有小小的空隙，就像下樓梯時不慎踩空的那一級。
“我在找一位海因斯先生。”
“多麽巧合，這就是他的房子，”戴著氈帽的人指了指那間有藍色信箱的房子，“試過門鈴了嗎？”
“好幾次。”
“老混蛋不在裏面？”
“他沒有來開門，如果這是你的意思的話。”
“最好進去確認一下，不是嗎？”牽著狗的陌生人走上前門臺階，擰了擰門把手，“鎖著，但沒有理由擔心，我碰巧帶著鑰匙，海因斯先生時不時請我幫他給盆栽澆水。”
“我還是更樂意在外面等海因斯先生回來，謝謝。”
“我就是海因斯，我感謝你的禮貌。”戴著氈帽的人推開門，萊昂終於看見了他的槍，驚訝於自己為什麽沒有更早察覺，也許是因為狗，或者那件大衣，“閉上嘴，進去。”
——
狗趴在軟墊上喘氣，萊昂在椅子上挪動了一下，想離它再遠些。槍放在桌子上，他的黑色帆布包躺在旁邊，像頭被開膛破肚的動物，海因斯逐一檢查裏面的物件，護照，鉛筆，線圈記事本，少許現金，一個小木盒。他打開了木盒，嵌在軟墊裏的是薄薄一片金屬，末端是近似鑰匙的圓形把手。
“再說一次你是從哪裏來的？”
“美國駐斯特拉斯堡領事館，先生。”
“是誰把我的名字告訴你的？”
“副領事帕克，先生。”
“他應該知道我早就退休了。”海因斯拔掉臺燈插頭，把它從茶幾轉移到餐桌上，擰亮，琢磨著金屬片上縱橫的電路。
萊昂清了清喉嚨，“那是什麽？”
“這，”海因斯把金屬片放回原處，合上蓋子，“是一個特別燙手的馬鈴薯。”
“用簡單的話來說？”
“用簡單的話來說，”一把椅子被拖了過來，海因斯在萊昂對面坐下，他已經脫掉了大衣，襯衫外面套了一件雞心領毛線背心，看上去就像萊昂的十年級自然科學老師，“假設你要把你的小秘密鎖起來，比如說，心愛的餐館列表，種植蘭花的竅門，或者一份外勤特工名單，先加密，是嗎？然後你把它鎖在一個漂亮的箱子裏。這還不夠，鎖可以被撬開，箱子可以被砸壞，於是你在箱子裏加了一個聰明的裝置，在箱子打開的時候自動銷毀裏面的信息，除非，”他打量著萊昂，看他能不能跟上，“除非你有一條特制的鑰匙，按特定的次數和方向旋轉，箱子打開，裏面的貓咪是活著的。”
萊昂的目光移到小木盒上，再轉回來，“那是一條鑰匙。”
“那確實是一條上述的鑰匙。”
“副領事希望你把它送到墻的另一面。”
“副領事需要另作打算，”海因斯回到餐桌邊，一一把零散的東西收回帆布包裏，“我和我的好姑娘阿尼卡哪裏也不去。”
狗在聽到自己的名字時豎起耳朵。
“我會死在半路上，先生，我知道這一點。”
海因斯把帆布包丟給他，“我會為你祈禱。”
刺耳的喇叭聲響起，三下，萊昂走到窗邊，剛好來得及看見那輛印著旅行社商標的小型巴士開走。從另一個方向開來的是兩輛警車，並排停在斜坡底部，穿著制服的警員下了車，向釘著藍色信箱的房子走來。“見鬼，”海因斯說，把發報員從窗邊拉開，“後門，現在。阿尼卡，跟上。”
一輛車停在後門，狗跳進副駕駛座，萊昂鉆進後排。車倒退著駛出了窄巷，拐了個彎，沖下斜坡。一個警察發現了他們，站到路中央，舉起手臂，示意停車。海因斯踩下油門，警察跳開了，高聲喊叫著什麽。
“我們要去哪裏？”萊昂問，車沖過電車軌道，紮進馬路另一邊的車流裏，喇叭聲四起。
“去確認一件事。”海因斯回答。
——
“狗不能進去，”警衛重覆道，“你們也不能。”
“拿起內線電話，”海因斯溫和地建議，用腳擋住快要關上的門，“告訴領事，麥卡倫先生希望進行友好的拜訪，是的，盧克·麥卡倫，帶有一個‘a’。”
警衛懷疑地看了他一眼，回到門廳裏去了。領館區的街道空蕩蕩的，萊昂的視線不停地溜向路口，防備著始終沒有出現的警車。
美國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的門重新打開了，同一個警衛，看起來比剛才更困惑，“你們可以進去了，麥卡倫先生。”
一樓辦公室電話響個不停，夾雜著打字機不間斷的哢噠聲。狗抖著耳朵，像是要甩掉噪音。海因斯趕走了一個驚訝的譯碼員，把萊昂按到椅子上，“給蘇聯大使館發一封電報。”
萊昂戴上耳機，又摘下來，“哪裏？”
“蘇聯使館，”海因斯告訴他，“內容是‘阿尼卡向父親致以問候’，明文。”
“無意冒犯，海因斯先生，我認為我們應該離開——”
“把電報發出去，克裏斯滕先生。”
回覆是在四十分鐘後來的，只有一行字。萊昂抽出紙條，“‘退休生活如何’，逗號，‘康納’，問號。”他放下鉛筆，“誰是康納？”
“我。”康納·海因斯回答，“莫斯科把索科洛夫派來了。”
“誰？”
“一個老朋友，”海因斯把他拽起來，“現在我們該走了。這是個適宜謀殺的天氣，最好不要待在戶外。”
從斯特拉斯堡來的發報員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於是沒有作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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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響了起來，六個裏的其中一個，許久，無人接聽。聲音在走廊、前廳和四個壁櫥大小的辦公室裏回蕩。伊斯坦布爾聯絡站的偽裝是一家旅行社，掛在門口的銅牌這麽宣稱，而鑲在相框裏的褪色風景照片和雜志架上快要滿溢出來的打折套餐小冊子進一步說服意外闖入的人們，銅牌確實沒有撒謊。旅行社有一輛小型巴士，雇傭了一個當地司機，自然是為了接待游客，決不是別的什麽原因。
有人敲了敲洗手間的門，萊昂抹了抹臉上的水，撥開了鎖。夜班發報員，食指和中指之間夾著一支點燃的煙，一個黑色帆布包掛在手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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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昂從外套口袋裏摸出寫著姓名和地址的半張紙裏，對方搖搖頭：“當我說‘記得’的時候，我的意思是就算有人把你的頭按進水裏，你還能拼寫出街道名。”
“我記得。”
值班發報員取走那張紙，掏出打火機，點燃。
遠處，宣禮塔的喇叭響了起來，呼喚人們參加今天的第一次祈禱。
——
雪蓋住了被煙熏黑的屋頂。
莫斯科似乎一直以來就是這樣的，永恒的雪，清晨的凍霧，低垂的太陽，空曠的街道和廣場。空氣本身像是長了倒刺，在呼吸的時候刮破上顎和喉嚨。安東上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時候奧爾加姨媽還活著，對那顆悄然生長並最終殺了她的腫瘤一無所知。在最後那個痛苦的星期裏，尼古拉姨父向管理農場的維克托·謝爾蓋耶維奇·普利瓦洛夫借了卡車，把她送到列寧格勒，然後又送到莫斯科，她在那裏死去，又被同一輛卡車運回農場，下葬，泥土被凍得如此堅硬，鐵鏟像是敲在鋼板上。這一切都是彼得轉告給他的，七個月之後，在華沙一家咖啡館裏，陽光曬暖了他的後背。
安東不記得他的父母，奧爾加姨媽堅持說他們都是病死的，剛開始的版本是霍亂，後來又變成了肺炎，但時間是肯定的，1939年，許多父母都在這幾年間“病死”。當安東問起墓碑在哪裏的時候，她會佯裝發怒，開始用“安東·安德烈耶維奇”來稱呼他，命令他滾出廚房。
他的童年是霜凍的沼澤，當他第一次這麽說的時候，他的老朋友，帶著一種貧乏的、預科學校畢業生的想象力，問他這是不是一個比喻，不是。奧爾加姨媽家在沼澤邊上，農場最偏遠的角落，往西走。尼古拉姨父照顧馬匹，兩個表兄像馱馬一樣工作，並不怎麽和他說話。安東·安德烈耶維奇·索科洛夫，年幼的局外人，獨自在曠野裏玩耍，用彈弓打田鼠和偶爾出現的狐貍。學校是日久失修的教堂，每周兩次，他在長凳上抄寫西裏爾字母表，彎著腰，壁畫裏缺了一只眼睛的聖徒嚴厲地俯視著他。
路燈熄滅，太陽還沒有出來，捷爾任斯基廣場陰影幢幢，這似乎也是它一直以來的樣子。人們不得不路過這裏的時候都低著頭，像獨自穿過峽谷的牧民，屏著呼吸，生怕被狼群察覺。安東按緊帽子，走進陰影裏。
克格勃寄生的這棟建築物內部由深淺不一的棕色、黑色和米黃色構成。彼得的辦公室是其中一個稍微比其他地方更陰暗一些的角落。他不常在這裏出現，彼得是那種喜歡巡視蛛網每一個角落的蜘蛛，只會在風暴快來的時候回到蛛網中央，用細瘦的、布滿斑點的節肢撥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絲線。
“火車，”彼得開口，皺起眉頭，像是突然之間忘記了哪一班火車，“終點站是伊斯坦布爾。”
我知道，安東想，並沒有說出來。
彼得點了一支煙，把煙灰缸撥到桌子正中央。房間裏沒有窗戶，燈泡浸泡在煙霧裏。彼得就只是彼得，沒有父稱，沒有姓氏，也沒有解釋，從安東還是個軍校生的時候開始就是如此。行動處處長有著蜘蛛般的耐心和不容外人幹擾的節奏，安東等待著。
“去年十月，一位尤裏亞諾夫上尉叛逃到美國，在他隨身帶著的禮物裏，有一份五十六頁的名單，克格勃的諜報網，不是全部，但也足夠把孩子們從地窖裏拖出來，撕成碎片，”彼得磕了磕煙灰，“問題：為什麽我們還沒有被撕成碎片？”
這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安東繼續等待著。
“因為他們一直沒有找到鑰匙，直到‘烏鴉’把它偷走。”拿著煙的手晃了晃，“我們不能把孩子們都叫回來，你明白的，他們當中有些人走得太遠。所有人都背上了死刑判決，沒有人知道行刑時間，兩小時後，一個月。”
煙被摁熄了。
安東看著灰燼，“我會去伊斯坦布爾。”
彼得像是沒聽見他的話，就算聽見了，也不感興趣，“如果我那個死在克裏米亞的父親曾經教會我什麽的話，那就是一，怎樣鑿一個完美的冰洞；二，出發前檢查你的□□。我認為這是十分正當的行前建議。”
這就是你把我召回莫斯科的原因？檢查你的□□？“確實是的。”安東回答。
彼得著手卷一支新的煙，“莫斯科還是你記得的樣子嗎？”
“是的。”
“你的意思是‘很不幸，是的’，還是‘感謝上帝，是的’？”
“各有一些，我想。”
一根火柴被擦亮，硫磺的氣味，火光短暫地照亮了彼得骷髏般的臉，“走吧，安東·安德烈耶維奇，有人會送你去機場的。”
——
車在一條街外停下，一道斜坡的底部。萊昂下了車，開始攀爬，一路核對門牌號碼。空氣裏滿是豆蔻、潲水和咖啡的氣味，兩個男孩騎著自行車，像炮彈一樣沖下斜坡，沖萊昂喊叫了一句什麽，在他來得及作出反應之前就消失了。
他要找的房子平凡無奇，夾在另外兩棟相似的住宅之間，只有一小段石階和釘在墻上的藍色信箱把它們區別開來。萊昂按了按門鈴，沒有應答，他退後一步，擡頭看二樓的窗戶。窗簾緊閉，沒有提供任何線索。
一只狗沖他吠叫，萊昂轉過身，狗主人拍了拍那只黑褐色雜種狗的頭，讓它安靜。他戴著氈帽，大衣外面搭著一條格紋圍巾，看起來更應該出現在格林威治，而不是遠離伊斯坦布爾中心的窄巷裏，“在找什麽人嗎？”
他說的是英語，聽不出什麽口音，
“記錯門牌號碼了，”萊昂回答，“我現在就走。”
戴著氈帽的人往旁邊邁了一步，擋住了他的去路，“我在這附近住了很長時間了，也許能幫你。”狗又吠起來，齜起牙齒，“安靜，阿尼卡。”他訓斥道，這名字的最後兩個音節之間有小小的空隙，就像下樓梯時不慎踩空的那一級。
“我在找一位海因斯先生。”
“多麽巧合，這就是他的房子，”戴著氈帽的人指了指那間有藍色信箱的房子，“試過門鈴了嗎？”
“好幾次。”
“老混蛋不在裏面？”
“他沒有來開門，如果這是你的意思的話。”
“最好進去確認一下，不是嗎？”牽著狗的陌生人走上前門臺階，擰了擰門把手，“鎖著，但沒有理由擔心，我碰巧帶著鑰匙，海因斯先生時不時請我幫他給盆栽澆水。”
“我還是更樂意在外面等海因斯先生回來，謝謝。”
“我就是海因斯，我感謝你的禮貌。”戴著氈帽的人推開門，萊昂終於看見了他的槍，驚訝於自己為什麽沒有更早察覺，也許是因為狗，或者那件大衣，“閉上嘴，進去。”
——
狗趴在軟墊上喘氣，萊昂在椅子上挪動了一下，想離它再遠些。槍放在桌子上，他的黑色帆布包躺在旁邊，像頭被開膛破肚的動物，海因斯逐一檢查裏面的物件，護照，鉛筆，線圈記事本，少許現金，一個小木盒。他打開了木盒，嵌在軟墊裏的是薄薄一片金屬，末端是近似鑰匙的圓形把手。
“再說一次你是從哪裏來的？”
“美國駐斯特拉斯堡領事館，先生。”
“是誰把我的名字告訴你的？”
“副領事帕克，先生。”
“他應該知道我早就退休了。”海因斯拔掉臺燈插頭，把它從茶幾轉移到餐桌上，擰亮，琢磨著金屬片上縱橫的電路。
萊昂清了清喉嚨，“那是什麽？”
“這，”海因斯把金屬片放回原處，合上蓋子，“是一個特別燙手的馬鈴薯。”
“用簡單的話來說？”
“用簡單的話來說，”一把椅子被拖了過來，海因斯在萊昂對面坐下，他已經脫掉了大衣，襯衫外面套了一件雞心領毛線背心，看上去就像萊昂的十年級自然科學老師，“假設你要把你的小秘密鎖起來，比如說，心愛的餐館列表，種植蘭花的竅門，或者一份外勤特工名單，先加密，是嗎？然後你把它鎖在一個漂亮的箱子裏。這還不夠，鎖可以被撬開，箱子可以被砸壞，於是你在箱子裏加了一個聰明的裝置，在箱子打開的時候自動銷毀裏面的信息，除非，”他打量著萊昂，看他能不能跟上，“除非你有一條特制的鑰匙，按特定的次數和方向旋轉，箱子打開，裏面的貓咪是活著的。”
萊昂的目光移到小木盒上，再轉回來，“那是一條鑰匙。”
“那確實是一條上述的鑰匙。”
“副領事希望你把它送到墻的另一面。”
“副領事需要另作打算，”海因斯回到餐桌邊，一一把零散的東西收回帆布包裏，“我和我的好姑娘阿尼卡哪裏也不去。”
狗在聽到自己的名字時豎起耳朵。
“我會死在半路上，先生，我知道這一點。”
海因斯把帆布包丟給他，“我會為你祈禱。”
刺耳的喇叭聲響起，三下，萊昂走到窗邊，剛好來得及看見那輛印著旅行社商標的小型巴士開走。從另一個方向開來的是兩輛警車，並排停在斜坡底部，穿著制服的警員下了車，向釘著藍色信箱的房子走來。“見鬼，”海因斯說，把發報員從窗邊拉開，“後門，現在。阿尼卡，跟上。”
一輛車停在後門，狗跳進副駕駛座，萊昂鉆進後排。車倒退著駛出了窄巷，拐了個彎，沖下斜坡。一個警察發現了他們，站到路中央，舉起手臂，示意停車。海因斯踩下油門，警察跳開了，高聲喊叫著什麽。
“我們要去哪裏？”萊昂問，車沖過電車軌道，紮進馬路另一邊的車流裏，喇叭聲四起。
“去確認一件事。”海因斯回答。
——
“狗不能進去，”警衛重覆道，“你們也不能。”
“拿起內線電話，”海因斯溫和地建議，用腳擋住快要關上的門，“告訴領事，麥卡倫先生希望進行友好的拜訪，是的，盧克·麥卡倫，帶有一個‘a’。”
警衛懷疑地看了他一眼，回到門廳裏去了。領館區的街道空蕩蕩的，萊昂的視線不停地溜向路口，防備著始終沒有出現的警車。
美國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的門重新打開了，同一個警衛，看起來比剛才更困惑，“你們可以進去了，麥卡倫先生。”
一樓辦公室電話響個不停，夾雜著打字機不間斷的哢噠聲。狗抖著耳朵，像是要甩掉噪音。海因斯趕走了一個驚訝的譯碼員，把萊昂按到椅子上，“給蘇聯大使館發一封電報。”
萊昂戴上耳機，又摘下來，“哪裏？”
“蘇聯使館，”海因斯告訴他，“內容是‘阿尼卡向父親致以問候’，明文。”
“無意冒犯，海因斯先生，我認為我們應該離開——”
“把電報發出去，克裏斯滕先生。”
回覆是在四十分鐘後來的，只有一行字。萊昂抽出紙條，“‘退休生活如何’，逗號，‘康納’，問號。”他放下鉛筆，“誰是康納？”
“我。”康納·海因斯回答，“莫斯科把索科洛夫派來了。”
“誰？”
“一個老朋友，”海因斯把他拽起來，“現在我們該走了。這是個適宜謀殺的天氣，最好不要待在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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