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跑過空無一人的登機通道。

血淌進眼睛裏，但現在沒有時間了，他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繼續往前跑。聲控燈被他的腳步喚醒，一段一段地照亮仿佛沒有盡頭的走廊。玻璃幕墻外面是空曠的停機坪，一架客機從遠處的跑道上起飛，信號燈在夜色中閃爍。淩晨一點，小雪，不影響起降。

耳機裏傳來輕微的電流噪音，“蔡斯探員？”

“這是蔡斯。”

“‘浮標’在B區，到達大廳。”

“我在路上。”

他撞開一扇寫著“不得進入”的門，刺耳的警報響了起來，追著他跑過空蕩蕩的行李轉盤和成排的手推車。租車櫃臺和咖啡店都已經打烊，一小撮疲憊的旅客在那裏徘徊，有幾個人盯著他沾滿血跡的側臉看，在他走近的時候匆忙躲開。

他終於看見了“浮標”，一米七六，灰色連帽衫，絡腮胡，戴著細方框眼鏡，像目擊者描述的那樣背著一個黑色雙肩包。他正在尋找什麽，四下張望，目光落到蔡斯身上，停頓，不夠一秒，“浮標”向自動門狂奔而去，蔡斯追了上去，粗暴地推開擋路的人。

“醫生！”他用阿拉伯語叫道，“站住！”

如果這句話有任何效果的話，那就是對方跑得更快了。一群旅客從自動門裏湧進來，“浮標”沖進人群裏，消失不見。蔡斯咒罵起來，艱難地擠到門外。他的目標已經跑到黃線標記的候車區了，撞開一個準備登上計程車的人，鉆進後排座位。蔡斯狂奔過去，拽開車門，把他拖了出來，按倒在水泥地上。

“你他媽在幹什麽？”他質問，把“浮標”的手臂扭到背後，人們駐足觀看這場鬧劇，“這不是我們說好的，你不能外出，直到——”

“太遲了。”

“什麽？”

“你們撒謊了。”蔡斯突然意識到對方在抽泣，像個五歲男孩，整個身體都在發抖，“你們承諾會保護我的家人。”

“我們兌現了承諾。”

“我的薩爾瑪在他們手上，我的女兒，他們給我寄了照片。”一陣哮喘般的喘氣聲，“‘你或者她，做個選擇’。他們這麽跟我說，我不得不這麽做，不是我就是她，你明白嗎？告訴薩爾瑪，告訴她我很抱歉，我不是殺人犯，我從來都不是，我很抱歉。”

他徹底崩潰了，臉貼著水泥，發出斷斷續續的嗚咽，像只受傷的動物。一種可怕的預感在腦海裏浮現，蔡斯拉開背包拉鏈，露出裏面虬結的電線和雷管，無線接收器上的二極管穩定地閃爍著紅光。

蔡斯像被燙到一樣跳起來，跑向航站樓，尋找掩護。這就像一個熟悉的噩夢，時間凝固成粘稠的半流質，他怎麽跑也不夠快。許多雙眼睛看著他，帶著一模一樣的好奇、困惑和驚恐，“跑！”他聽見自己大吼，“離開這裏！”

火光和巨響吞沒了一切，金屬、灰泥和碎玻璃傾瀉而下，一場滾燙的、尖銳的暴雨。

——

積水結冰了，薄而脆的一層，西斜的太陽正好令它們泛出濕潤的金色光澤，枯枝投下的陰影鋪滿了荒蕪的草地。萊昂移開目光，看向華盛頓冬季幹燥的湛藍天空。他站在一株瘦弱的栗樹下，人群邊緣，社交禮節所允許的最遠距離。從這個角度是看不見墓碑的，但他很清楚上面寫著什麽，“米切爾·普利斯科特 1919-2006”，稍往下一些是太太的姓名，“莉莉安·普利斯科特 1921-2003”。萊昂把講稿攥在手裏，一小張紙，因為反覆折起又展開，已經快要沿著折痕裂開了。他原本在擔心悼詞的結尾，考慮是不是要作出最後的修改，當一輛掛著弗吉尼亞牌照的黑色汽車駛入禁行區時，這個思緒就被打斷了。

留意到那輛車的似乎只有他一個，其他人都專心致志地看著牧師，至少假裝在這麽做。兩個人從車上下來，一個出示了證件，悄聲和警衛說著什麽，另一個徑直向葬禮隊伍走來。絕不是吊唁者，因為她穿著一件印著熱氣球的T恤，蓬松的棕發草草紮在腦後。年輕人快步跑過草地，拉上皮外套拉鏈，遮住那件不合時宜的衣服。

“克裏斯滕先生，出了點小問題。”

“現在不是個好時候，莫娜。”

“我們在莫斯科的‘浮標’。”提及這個代號的時候，莫娜把聲音壓得更低了，萊昂不得不側身靠近她，“打開了一個‘包裹’，就在機場裏，二十分鐘前。”

“死了？”

“考慮到‘包裹’就在他身上，這是個非常合理的推論，先生。”

“而蔡斯探員？”

“他在現場。”

在現場。沒有明說是死了還是活著，萊昂看了一眼手表，“媒體知道了嗎？”

“只知道爆炸的部分。”

“別讓他們知道更多，假如有想象力特別豐富的記者打電話來，就說我們也在留意新聞，禮貌地請他們詢問國務院。”

“俄羅斯大使已經往你的辦公室打了三次電話。”

“哪一個辦公室？”

“‘礦井’，先生。”

“他說的是‘我要和克裏斯滕談談’，還是‘你最好立刻讓克裏斯滕接起電話’？”

“後者。”

“那我們最好不要讓大使等著。”萊昂大步走向停在草坪邊緣的汽車，把講稿揉成一團，塞進衣袋裏，“看在上帝份上，我從不擅長這玩意。”

——

萊昂·克裏斯滕理論上的辦公室在六樓，一個采光充足的舒適角落，擺著形同虛設的電話和一盞老式臺燈。他實際的辦公地點在地下二十公尺，普通地鐵線路的深度。要到達這個地方，首先要找到一家開在僻靜街道上的二手書店，玻璃櫥窗裏陳列著落滿灰塵的詩集和貼著折價標簽的建築史教材。歪斜的木書架似乎隨時會倒塌，一個面容疲憊的實習生守著櫃臺，因為沒有生意，一天裏大部分時間都在電腦上玩在線紙牌游戲，不停地吃放在寬口碗裏的薄荷糖。櫃臺後面的小門上層層疊疊地貼著音樂會和講座的海報，門後面是狹窄的樓梯，在底部分岔，右邊平臺通往倉庫，左邊通往一扇沒有標記的門，安裝著和這家書店不太相稱的生物識別電子鎖，先在這裏掃描虹膜和指紋，到電梯裏再輸入一個8位密碼，這個棺材大小的鐵箱才會運轉，把訪客送下“礦井”。

就如它的代號所暗示的那樣，“礦井”是個乏善可陳的密閉空間，墻壁沒有處理過，都是光禿禿的水泥，通風系統一刻不停地發出噪音。裸露的承重鋼柱被用作公告板，粘滿了花花綠綠的便利貼。東側墻邊的工作臺屬於他們的數據礦工，兩年前結束在“農場”(*01)的訓練之後就一直在這裏工作，只有萊昂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其他人都簡單地稱呼他“伯尼”，伯尼面前有六七個屏幕，調到不同的新聞臺，此刻都在播送一模一樣的內容：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

“水溫怎麽樣？”

“像熔巖一樣燙，酋長。”伯尼摘下耳機，把它掛在脖子上，“恐怕我們徹底和蔡斯失聯了，我在監控入院記錄，但目前留醫的二十三個傷者裏還沒有符合描述的。他最後的已知坐標在爆炸現場。”

萊昂交抱起手臂，看著屏幕上從不同角度拍攝的航站樓，莫娜站在他身後，像個影子，“沒有監控錄像？”

伯尼搖搖頭，“暫時拿不到，至少沒辦法在俄國人不察覺的情況下這麽做。”

左上方的屏幕在重播爆炸過後的狼藉，那種晃動不停的手機錄像，燈光昏暗，瓦礫裏的血跡看起來是黑色的。萊昂註視著熒屏，看不出有什麽表情。伯尼推了推眼鏡，等待著。

“召回‘海釣’項目的人。”

莫娜和伯尼互相看了對方一眼，前者首先開口，“全部嗎，先生？”

“全部，外勤，分析員，工程師，所有人。”

伯尼踢了一下桌子，滑到工作臺另一端，轉椅的輪子在水泥地上喀啦作響，他戴上耳機，重新開始敲鍵盤。萊昂走進他的私人辦公室，鎖上門，放下百葉窗，拿起電話。這間隔音室是“礦井”的心臟，三個文件櫃裏塞滿了“海釣”項目的檔案，萊昂堅持這麽做，拒絕電子化這些資料，不管在項目委員會裏受到怎樣的嘲弄也不為所動。墻上掛著一張鑲在木框裏的蘇聯征兵海報，那是他九十年代中離開捷克時使館雇員們送給他的，亂糟糟地簽著十二三個名字，附帶簡短的祝福語；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現在變成了時代遺物。撥號音響起的時候他就盯著這張海報，思忖著自己上一次和俄羅斯外交人員接觸是什麽時候。

輕微的哢嗒聲，電話接通。萊昂揉了揉鼻梁，收回目光，看著自己的手背。“大使閣下！”他用俄語說，換上了一種連他自己也十分厭惡的歡快口吻，“這是克裏斯滕，我能占用你幾分鐘嗎？”

——

蔡斯緩慢地恢覆知覺。

警笛持續不斷地鳴叫，有人在哭喊著什麽，也許是一個名字。無線電對講機發出沙沙的雜音，空氣聞起來像煙塵和燃燒的塑料。他只剩下兩個感覺，冷和疼痛，光線在他眼前跳動，混成模糊的一團。腳步聲，碎玻璃被踩得喀喀作響，一雙戴著橡膠手套的手檢查了他的脈搏，筆形電筒照進他的眼睛裏，左邊，右邊，除了眩目的白光，他什麽也看不見。

蔡斯試圖爬起來，但沒有一塊肌肉願意響應。兩雙手把他擡上了擔架，接下來的一段路漆黑而漫長，他只記得雪粒落在臉上，冷風刮來柴油和松樹的氣味，自始至終沒有人交談，好像他們都約好了絕不在他面前說話似的。擔架震動了一下，他被擡上一輛車，也許是救護車，也許是漆成白色以便掩人耳目的廂式貨車，聯邦安全局和中情局一樣喜歡用這種車進行綁架；這時候他才第一次聽見這些人開口說話，用的是俄語，他不會俄語。氧氣面罩蓋到他臉上，蔡斯掙紮起來，在車裏引起了一陣慌亂，好幾雙手按住他，針頭刺進他的手臂裏。

蔡斯在車廂門關上之前就失去了意識。

——

萊昂打開門。

他的兩個下屬停止交談，轉過頭來看著他，伯尼神經質地推了推事實上並沒有下滑的眼鏡，莫娜在軍隊裏養成的習慣又出現了，挺直背，雙手放到腰後。兩人背後那一排屏幕不再顯示新聞，換成了地圖和時鐘。

“和東歐站保持聯系，確保我們的人安全回來。”他對伯尼說，然後轉向莫娜，“留在這裏，等我的指令，也許你需要到蘭利去一趟，也許不需要，讓我們祈禱不需要。”

“你呢，先生？”

“我會坐最早出發的一班飛機去莫斯科，去兌現一個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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