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早年在皖地做過掮客，當過混混，蜀地某劉姓大師則是地道的流氓出身，而與其私交甚篤的某覆姓學者如今滿口‘德先生賽先生’，十年前也是曾做神棍的，在南陽種地時忽悠過不少良民，如今他們都只以風雅文人自居，最恨別人提當年事，倘使教人捅破了痛處，睚眥必報，不定要在什麽事情上贓害你。我以為此一節是極其虛偽和可憎的，我年輕時做過流氓，也很是結交了些流氓朋友，後來他們都成了一代豪強，其中一個最地道的流氓便是孫伯符，我同他是不打不相識。”

伯言行文，寫風物，筆法多半中庸無趣，一旦涉及敘事寫人（尤其寫他憎惡的人事），字裏行間卻一向好走極端，有時難免只有立場失了原則，譬若他上述所暗諷的幾個文壇大佬，據我所知，也並非那麽不堪，比如該覆姓學者，他提起早年神棍經歷，並無遮掩，是一蓋默認的。而伯言寫到他與先兄結識，說是不打不相識，這筆法卻又嫌輕描淡寫，其實何止如此，簡直是不打得屁滾尿流不相識——我親眼見過那陣仗。

當時是民國二十一年，公瑾自法蘭西留學歸來，他同先兄一級，十八年中學畢業，去昂熱大學攻讀法律，當時法國工人罷工鬧得厲害，並取得了幾次小規模勝利，通過了失業補助金法，又出臺了低薪工人的養老金制，公瑾覺得這些都很有可借鑒性，他同其他留學生定期閱覽國內報刊，以為國內形勢如同水火，又混淆無序，需要明眼人去劃出一條金光大道來，因此四年學士沒念完，在第三年的尾巴上就風風火火提前回了國。公瑾是個精細人，雖回得倉促，禮節上倒也沒失了講究，給親朋好友置辦了各色禮物，包括送給我的一輛玩具轎車，塞滿了兩大只柳木箱子，他在上海下船，轉內河航運，當時是三月，或者四月，總歸是個春天的傍晚，他從富春碼頭下船，先兄早在碼頭相侯。

當天先兄打扮得極其體面，平素的短衫麻鞋一概換下，穿了時興的駝色西服，由於公瑾電報來得急切，這西裝也趕制得急切，剪裁並不十分得體，一只肩膀高，一只肩膀低，並且褲腿也短了半截，露出先兄光腳穿著皮鞋，這副打扮雖然不倫不類，但在他身上，甚至也是很瀟灑的，似乎有一種玩世不恭的勁頭，似乎那不得體的剪裁也是一種出於藝術範疇內的有意為之，他袖口每長出的一截布料、胸襟每漏出的一個線頭，都仿佛自有一種穿戴者本人想要傳達的微妙寓意。這個春天的傍晚，我站在先兄身邊，身上的打扮幾乎和他一模一樣，算得上他的縮小版，只不過在我的小皮鞋裏，穿了一雙紅色的毛襪子，後來在和大刀幫幹完架後，這雙襪子救了我一命，當時所有碴架者的鞋都被打飛掉了，回家途中，先兄因為赤腳走，又喝了酒，拉著公瑾一路胡踩，腳底破了很多處皮，後來公瑾給他上藥時，舉手投足條理分明，先兄一時犯了糊塗，問他：“公瑾，你在洋鬼子那兒學的什麽專業？”公瑾說：“法律，你又喝醉了。”先兄伸手按住他肩膀，笑嘻嘻說：“我沒醉，我看你像個大夫，還以為你學的醫，公瑾，你的藥也靈，比街坊上的草醫強得多，你便一擦，我就不疼了。”

先兄早年因行悍勇、講義氣成名，盤踞富春碼頭，周旋黑白兩道，街頭流氓、鄉裏俠邪，多笑稱他“主公”，傳至鄰州縣，則曰“小霸王”。民國二十三年，張昭老在建城，書信與先兄，道：“汝曾祖墓室處，叫倭人強拆，修築鐵軌，又建機廠，破你孫氏龍脈”，先兄大怒，因而同公瑾引江東軍北上至建城，招兵買馬，與其地日軍對峙，至二十六年，常有交火，各有勝敗，遂成佳話。先兄一生在世，二十五載，殺伐多，行善少，粗話多，巧話少。我十七歲時，北上求學，他自建城送我上火車，只說了一句：“別他媽學我貪玩，好好念書。”同伯言、子敬言說時，他也常有不恭處，對張昭老略顯謙卑，究竟仍是端著，然而他同公瑾一處時，卻閑常溫軟下來，如同一只鬥雞，陡然間洩了氣，而這洩氣中，卻又無憤懣、無哀戚，只有歡喜。子敬常道：“到底是總角之交，與別人不同些。”

如前所述，伯言同先兄幹了一架，心生相惜，後來倒成了莫逆。此事在江東廣被流傳，版本不一，伯言這一回在書中，細說了一回真由。在富春時，先兄同他大刀幫幹架的起因是，當時公瑾下船後，他還沒上去給個剛學會的法式擁抱，大刀幫就搶先撲上去了——盯上了公瑾的兩只大箱子。伯言在書中寫道：“按慣例，我們並不朝留洋學生下手，我們能一眼認出這一類人來，兩眼一瞇，上下一溜，文員、生意人、女校學生、假扮女校學生的酒女、海派學生，我們便心知肚明，海派學生通常家境殷實，甚至出於閥閱大家，我們並不願開罪這一類有背景的人物，倘若流氓也尚有些原則，便是這一條——但是，他那兩只箱子著實太大了，張揚得叫人眼饞，而一旦眼饞，便閑常叫人忘了原則，況且在民國二十一年，原則已然淪喪，這一年國內暴動頻發，國人漸往一窮二白裏去了，長久以來，流氓的生存環境也愈發惡劣，這一天，碰上這個既傻且富的學生，碰上他的兩只肥滿箱子，我們覺得是佛祖開了眼，不去搶來，天理難容。”

待到雙方打起來後，倒和所有街頭鬥毆一樣，並沒有什麽不同，兇悍、混亂、呼聲震天。對於這一段，伯言在第三章裏有詳細描述，雖然並無動人心魄之處，讀者若有興趣，可按圖索驥自行去讀。其中包括他們如何砸開公瑾的箱子，發現其間除了一堆洋文書、若幹唱片，就是些諸如水晶球、音樂盒、漆木玩具之類的玩意兒，全不實用，只有一把馬頭琴（實際上是公瑾的小提琴）恐怕能賣些大洋，然而當他要去搶時，先兄卻一腳踢斷了他的肋骨，而他又強忍疼痛，立馬如何還與先兄一刀，把先兄的西裝（他形容為“一塊醜陋不堪的高級布”）徹底切成了無數塊醜陋不堪的高級布，算是報仇雪恨。他還寫道：“我問他：‘孫策，我他媽不劫你孫氏船坊的船，你不管我大刀幫的閑事，今天卻來打我什麽道理？’”而先兄回答他說：“問問問，問你個頭，誰讓你動我家兄弟。”這麽說完後，他看了公瑾一眼，急沖沖說：“周公瑾，你還幹杵著？趕緊砸起來。”

公瑾曾同我說，在我更小一些的時候，他來我家找先兄玩耍，也曾同我打過很多回交道，比如教過我幾句《邶風》裏的詩，“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雲雲，又教我寫過幾個字母，但這些交道我一律印象模糊，之前說過一樁西瓜事件，到底也不確切。我有生以來，對公瑾的第一印象，永遠都停留在這場碼頭混戰裏。其時他穿著白西服，抱著琴盒，東張西望，若有所思，像所有海歸學生一樣顯得文縐縐的不合時宜，後來有兩個大刀幫的嘍羅去砍他，當時先兄說他：“你還幹杵著？”他才操起琴盒砸人，只砸了兩下，而每一下都砸的很準，砸完後，他立馬打開琴盒檢查了一番，發現琴並沒壞，松了口氣，又對先兄說：“伯符，望江樓臨街的酒壚如今還做營生麽？”先兄說：“還做。”公瑾操起琴盒，又砸翻了兩個嘍羅，嘴裏說：“那你快點打，先去打三斤酒，你帶錢了麽？我的船上用光了，只有法郎——我先和你喝一回，喝完我家老太太還等我回去吃飯呢。”

先兄一生性躁，公瑾相反，一生從容。他甫回國那年，閑常拿一本法國出版的中國地圖冊翻閱，有一回，他指著其中一處說：“伯符，你瞧這個地方，就在富春西北去三百裏，按照洋鬼子的說法，有座山，又有個盆地，但我們自己繪制的地圖冊上卻沒有。”先兄說：“去了便知有沒有。”當天攜了我，與公瑾三人同去，是年建富線未曾鋪設，只能走水路，舟行水上，三百多裏，延綿三日未到，第二日晌午，舟上斷了糧，先兄急躁，要停岸尋人家，公瑾說：“伯符，你別又瞎急。”舟泊河心，垂鉤入水，吊得五斤大草魚，先兄歡喜，便來洗剮煮食，湯成時，我和先兄急著啜食，公瑾持箸不動，先兄問：“怎麽不吃？”公瑾說：“姜末尚未入味，怎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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