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在一起相處的最後一個新年了，軍校都網開一面。

他們幾個中國的派過來的留學生約起來去學校裏的酒館喝酒暖身。然而酒館都關了門，幾經輾轉，從相熟的蘇聯同學拼拼湊湊弄了一箱伏特加，什麽牌子都有，雜七雜八地塞了一箱，上面蓋著許多土豆，肉是稀缺的東西，什麽都是國家的。阿誠在能把人耳朵凍掉的寒風了求了很久，最後用懷表換了一塊鹹肉。給出去的時候阿誠其實頗為舍不得，然而在這個生活物資高度集中統一調配的國度，確實沒有什麽比一塊漂亮的懷表更讓分配官心動的東西了。

他摩挲著並不冰冷的表面，想起來自己在巴黎的舊物店看見它的時候。和一堆其他的老物件放在一起，並不顯眼，但是細細打量又十分得秀氣妥帖。他有點邁不開腳，但是問了價格就又放棄了。跟他一起在店裏找舊唱片的明臺心細，悄悄買下來送給他作幫忙在拉丁文課上打掩護的酬謝。

分配官十分高興地把懷表對著路燈瞧了一陣，仔細地用手帕包好收進了大衣的內袋裏。他給批了條子，摘下帽子，十分感激地說：“新年快樂，阿誠先生。您知道，我哥哥一直就想要一個像這樣的新年禮物。”

“新年快樂。”

他們把土豆和鹹肉燉了大大的一鍋，然後把酒溫上，對瓶吹。本來都不是熱情張揚的人，經過這冰天雪地兩年多的打磨，一個個坐在一起，居然就是悶頭喝酒吃土豆。大家感念阿誠的好意，一個勁地往他的碗裏夾肉。

喝到後頭，話才多了起來，說起回國後的去向，一個個又沈默了。軍校閱覽室有報紙，比外界晚一到兩周。然而即便如此，他們也知道空襲南京，也知道上海火車南站遭受日軍轟炸。

阿誠不知道明樓會在哪裏。香港，重慶，南京，上海。他給La Sorbonne寫過信，得知他已經離校了。他收到過香港那邊的信，應該是有個包裹的，然而包裹沒有到手上，信上有些油香，可能是寄了些吃的。信什麽都沒問，只報了平安，道了珍重，顯然知道不可能收到回覆。再後來，就只有南方局的只言片語了。阿誠會忍不住揣測樁樁件件的隱秘而偉大的壯舉裏有多少他的身影，然而又知道不可能得到回答。

喝得多了，大家終於敢想家了。

一個同學是南京人，說起孩子是臘月生的，這次學習結束回去應該能趕上生日。一個說起自己無牽無掛，只要能回去最需要他的地方，哪裏都是家。

對於組織上的決定，阿誠從來都是服從的。不過內心深處，他當然願意回家，回到大哥的身邊。這一個班，都是搞電訊的，全部都會走上敵後這個戰場。那個戰場仿佛是蘇聯漫長的冬夜，而明樓已經孤身在這個戰場走了兩年。

有宵禁的，故而很早也就散了，回去宿舍裏，同宿的蘇聯人回家了，屋裏只他一個。他現在睡不著，伏特加太烈了。桌上是個用來研究電話監聽設備的的模擬機，已經熄燈斷電，擺設一個。

他坐到桌前，調整好，撥上海明公官的電話號碼。

然後等兩聲，阿香來接電話。跟她問好，問她大姐在不在，然後問她好。問大哥在不在，也問他好。

明樓肯定什麽也不會問，只是等他開口。然後他能說什麽？說工作？不允許。說學業？也不允許。最後他說起土豆和鹹肉來，說起那塊不得不送出去的懷表。至於國內的情況，明樓也是什麽都不會說的。只會說起明臺的輟學，大姐的嘮叨，阿香又煮糊了飯。

在靜默的連電流聲都沒有的聽筒裏，他聽見他的聲音，聽見他報平安。

明樓比他早三個小時望見了日出。

他昨晚睡得很好，因為一直在做夢。夢見有人同他打電話，抱怨聖彼得堡的鬼天氣。阿誠從小就喜歡冬天不要太冷，不想包成一個粽子。大姐的埋怨是有道理的。不知道和誰學的，阿誠在冬天是標準的只要風度不要溫度，小孩子本來要保暖，然而偏學著他的樣子穿小大衣，扣子也不扣，搭一條圍巾，十分俊秀的少年模樣。明臺就有樣學樣，也不肯穿得多，氣得大姐罵起明樓這個始作俑者，把小孩子一個一個帶壞了。聖彼得堡的冬天聽說能凍掉人的耳朵，只能穿厚厚的大棉襖，又重又笨的樣子，他一定很無奈。

前些天他得到上級的指示，會有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協助他的工作。他心裏盼望著是阿誠。平心而論，他是希望阿誠能和明臺一樣做一個無憂無慮的人的。然而阿誠自己選擇了這條路，並且決定義無返顧地走下去，那他也會尊重他的選擇。阿誠接到去蘇聯進修的通知時，明樓的心情反而平靜了。這個他看著長大的少年，終於要成長為自己的戰友和同志。不論他是否回到自己的身邊開展工作，他們都是彼此漫長潛伏歲月裏唯一的、溫柔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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