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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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rier沒有。
戰亂中的情報時斷時續,時真時假,有時候要找出一條可靠的消息就像要在倫敦被轟炸後的廢墟裏找出一幢完好無損的房子那麽困難。而在“閃電戰”中一度陷入半癱瘓的通訊系統加速了這些消息的老化,等它們傳到目的地,也許只能成為一份過時的舊報紙。
Farrier這個人似乎永遠定格在了當初那份印著“CAPTURED”的報告書上。
至於報告在這兩年時間裏究竟有沒有更新過,那上面的詞有沒有變成“KILLED”,他無從得知。
他知道的只有一件事——Farrier沒有回來,沒有回到他的生命中。
但越來越多的人告訴他,他變了,變得很像當年的Farrier,無論是飛行方式還是生存方式都隱隱有後者的影子。
過去的他一直嚴守規則,是一個偏向於穩紮穩打的保守派,因為過度謹慎而在遭到圍攻時常常處於一個相對被動的位置,可全身而退的幾率也比較高。再加上他無論什麽環境都能應付自如的迫降能力,一場空戰下來往往損失不大,在前期空軍資源嚴重不足時反而是一種長遠策略。
現在的他完全是另一個人。
現在的他完全是另一個Farrier——基地裏認識他們多年的人都可以為此作證。
現在,他不知道後退,也不知道有所保留,就好像身上的某種安全裝置被什麽人拔掉了,一同被拔掉的還有對死亡的懼怕。
他在英吉利海峽上空以極其危險的速度和角度一路追擊德意志空軍,甚至敢一個人在沒有任何護航的情況下正面迎戰對方的三架Bf-109G,一點不留餘地地用機槍猛烈射擊,有時候用無線電都叫不回來。不只讓敵人害怕,連他自己的隊友都感到惴惴不安。
當然,他也為此付出了六次被擊落、三次中彈、還有一次差點和德國轟炸機一起撞毀在海岬上的代價。
“你的作戰方法太危險了——”負責監督空中戰場的一名指揮官嚴肅地指出,“太急進,這是自殺行為。”
“因為時間不夠。”
“什麽?”
“因為時間不夠,”他聲音機械地回答。Farrier的時間不夠了,時間越長,生還的可能性就越小——他必須快一點,再快一點,“我想提前結束這場戰爭。”
指揮官楞了楞,隨即皺起眉,負手在指揮室裏慢慢踱了一圈,最後面向墻壁上被筆密密麻麻畫出一大片飛行線路的作戰地圖,以及地圖上用紅色標出的德軍占領區。這塊紅色區域在過去三年間不斷變化,一步步朝歐洲大陸的各個角落逼近,卻沒有一刻不在蠢蠢欲動地伺機吞並左上角的島嶼。
一場不列顛之戰已經讓四百多名飛行員和一千多名空勤人員為了守住這座島嶼而犧牲。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我們都想提前結束這場戰爭,Collins。”
指揮官說,重音放在了“我們”一詞上。聽似平靜的語調裏某種沈甸甸的東西在那一刻刺痛了他。
“我已經見過太多你這樣的年輕人在戰場上匆匆消逝,甚至來不及告別,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一個能見到戰爭結束的那天。能見證那一天的,只有拼命戰鬥也拼命活下去的人。”
他張開嘴,卻一個字都說不出。氣息有些抖,緊緊攥到指節發白的雙手也是。
那句話直接在他頭上開了一槍,他無法阻止一個尖銳無比的念頭像脫膛而出子彈那樣重重打進他的腦殼:Farrier沒有回來不是因為戰爭沒結束,只是單純因為一個死去的人是回不來的。
他自欺欺人地把一切寄托於戰爭的終結,寄托於一個假設,卻一直在逃避面對決定了這個假設能不能成立的首要條件。
Farrier早已經不在了。
一個聲音總在對他說。然後他發現——那是他自己的聲音。
他的睡眠開始變得比以前更艱難,像有誰把它放在砧板上,一刀刀切過去,形成一段不連貫的夢的拼接。
有時候他夢見一只油表,前一秒還是滿格,下一秒指針忽然就晃悠悠地指向了零。他焦急地在無線電裏大喊“現在燃料是零,是零,你快返航”,回答他的卻只有耳罩內一陣沙沙的白噪音。
有時候他夢見他站在空無一人的倫敦街頭,黑色的硝煙靜悄悄地在一片廢墟中升起,沒有風,遠遠望去像刻進天空的一道疤。腳下被轟炸得坑坑窪窪的石磚路面與天際盡頭的陰雲連到一起,隱隱約約聽得見鋼琴獨奏——某支安魂曲,很適合用在一場沒有遺體的葬禮上。白紙黑字的報告書一頁接一頁從天空灑下,灑了一地,每一張都印著Farrier的名字和一個全部大寫的“KILLED”。
更多的時候他夢見海岸,對於三十三萬回到祖國的士兵來說象征著希望、對他來說卻是一次次失望的海岸。
夢裏的海岸和記憶中的稍稍有所不同。
沒有燈火通明的多佛碼頭,沒有帶著憤懣譏諷他的陸軍士兵,出奇的安靜,只有陣陣海潮聲時隱時現。一根孤伶伶的電線從海潮聲傳來的地方伸出,吊起一只只光線衰弱的燈泡,在黑暗中照出一條又長又窄的路,一直通到他所在的火車站。
火車站的站臺已經空了,最後一列火車的汽笛喑啞地鳴叫著,像在催促他。
他站在鐵軌旁,眼睛死死盯住道路消失的地方,仿徨不去。
同樣留在那裏的還有一位老人,雙眼在淺淡的燈光下仿佛一對灰色的玻璃球。一個盲人——他想,卻禮貌地沒有過多詢問。
“你或許需要一張毛毯,孩子,”老人說,向他遞出一沓疊得方方正正的毛毯,“上車後有可能會冷。”
“謝謝,但我還在等一個人,現在這趟車我想我是趕不上了,也暫時不需要毯子。”
電燈泡在這時微弱地閃了閃。
老人站在忽明忽暗的燈光中,兩只空洞的眼睛對著他。沒有看,只是對著。
“已經沒有人了,”老人說,“能回到這裏的人已經回到了,沒有回來的也不會再回來。”
他微微怔了一下,像受到冒犯一樣倏地回過頭,呼吸一時間粗重起來。
“為什麽要說謊,為什麽要告訴我已經沒有人了,你——”明明眼睛瞎了,根本看不到有沒有船只靠港。他意識到自己的失控,聲音硬生生停住,在狼狽中匆匆找回一絲理性和修養,低聲接下去,“……您明明看不見,不是嗎?”
“你也一樣,孩子。”
老人的回答讓他整個人懵了懵。
只見老人把手上那張毛毯一層層打開,露出裏面安安靜靜躺著的一塊焦黑的鐵板——編號R9612。
他茫然地看著,忽然像觸電了一樣踉蹌地倒退了兩步。
“在看到這個以後,你的眼睛就已經看不見別的東西,看不見現實了。”
老人這麽說。
頭頂上懸掛的電燈燈泡發出“呲”的一聲,由遠及近開始一盞接著一盞熄滅,他身後那條由燈光鋪出來的路也一截接著一截被黑暗同化。
他開始急促呼吸,呼吸不過來時一把抓住了自己的領帶——他的,又或是Farrier無意中跟他換錯的,他早已經分不清楚。燈熄滅的地方,海浪從四面八方奔湧而至,就像那一天在密閉的駕駛艙裏汩汩灌進來的海水,要擠出他肺部的最後一口氧氣。
老人托著的那塊鐵板被一道海浪撞掉,沈了下去。
“Farrier!”
他失聲叫出來,不顧一切地伸手去抓,而冰冷的海水也和吞沒鐵板一樣將他吞沒。
“該醒醒了,孩子,”沈下去的前一刻,他聽到盲眼老人說,“該把你的眼睛睜開了。”
◆
Farrier睜開了眼睛,因為他聽到了飛機引擎轟轟作響的聲音。
那聲音把他從斷斷續續的夢魘中一下子拔起,感覺就像一個人在溺斃前被拎出水面,不由得深深抽一口氣。
可事實上這裏並沒有飛機,當然也不可能有飛機的引擎聲——那只是運鹽車在鐵軌上沈沈碾過去的聲音。
他把貼住地面的頭稍稍擡起來,眼前一片暈眩,不得不又跌回去,劇烈咳嗽了一會兒,胸膛因為窒息而繃得緊緊的,才發現自己剛剛在仔細辨識聲音的時候屏住了呼吸。
是的,這裏沒有飛機,甚至沒有天空。
他已經四年沒碰飛機,一年沒見天空了。
深埋於地表三百米之下的鹽礦和天空沒有任何關系,跟所有納粹用來剝削戰俘的工地一樣,和自由也沒有任何關系。
縱橫交錯的井巷散發出濃濃的澀味,用木頭搭起來的支架上覆蓋著一層薄薄的白色石鹽,一根電線從他頭頂拉過去,連接隧道的兩端,吊著一只又一只鎢絲燈泡。由於戰時供電不穩定,燈泡常常忽明忽滅,時不時會發出呲呲的電流音。
“起來!起來!”
黨衛軍用槍桿抽他的胳膊,罵著臟話。那幾句惡狠狠的德語他經過這些年也已經能聽懂了。
他一聲不吭,咬著牙慢慢將自己從地面上撐起來,擦拭臉上不知道是沾到的還是冷汗幹了之後形成的鹽漬。
這裏是波蘭,一個在醒不來的噩夢裏苦苦掙紮的國家。
在鄰接捷克斯洛伐克的邊境地區,喀爾巴阡山下大大小小的鹽礦像一座座白色的地牢,不厭其煩地吸食從各個地方運進來的勞動力,為納粹提供源源不絕的財富和物資。
再過兩周,他被轉移到這裏就滿一年時間了。
鹽礦的中下層有許多硐室,他和其他人就住在那裏面,沒有窗,沒有床,空氣裏盡是潮濕的鹹味,每天都有黨衛軍早、中、晚三次細細清點人數,而每間硐室裏的成員隔一段時間就會更換一次,杜絕長期接觸的可能。鹽礦礦道只能通過狹窄的樓梯一級級沿著洞穴向上爬,所有樓梯口都有哨兵把守,出口更是重重戒備,許多人一旦進去就再無重見天日的機會。
他剛剛進戰俘營的時候還算是體格比較結實的,現在卻和任何一個經歷了各種折磨的士兵一樣虛弱。
他雙手的傷在這幾年間漸漸演變成一種慢性病,疼痛也是,簡單的動作可以完成,只是無法繼續使用精密儀表或機械,力量上也遠遠不如以前,卻並不妨礙納粹把他當作牲口一樣使用。參軍前的他也曾經在倫敦街頭做過各種各樣的體力活,但休息時間和勞動強度卻完全無法和現在比,更不會時時刻刻有黨衛軍在他疲勞至極而昏昏睡去時用槍桿抽醒他。
“你還好吧?”目前和他同住一間硐室的那個美國人壓低聲音問。
他沒說話,只是點點頭。
他已經幾個小時沒喝一口水了,喉嚨像一片正在經歷旱災而處處龜裂的土地,聲帶上沾滿砂石。如果條件允許,他會盡可能一個字不說。
美國人是一個月前被德軍從丹麥海峽附近抓回來的。
美國四年前把一支艦隊千裏迢迢派到冰島作為支援,在正式參戰後,日本人在太平洋戰場上把他們的海軍主力漸漸拉到遠東,這支艦隊也跟了過去,只把一部分船舶維護人員留在了歐洲戰場。這個倒黴鬼在協助英國艦艇的時候被德國人的一顆魚雷轟到海裏,才被撈出鹹腥的海水,又被丟進同樣鹹腥的鹽礦。
德國人把他們和一群法國人、比利時人、波蘭人還有蘇聯人關到一起,美國人只能跟他交流。
“你知道他們——我是說,德國佬——要把我們關在這裏多久嗎?”
直到戰爭結束,或我們咽氣,你永遠不知道哪一個來得更快。
他沒這麽說,而是選擇默默搖頭,繼續將鹽礦搬運到推車上。
他現在已經學會分辨一個人到底當沒當過戰俘、當了多久戰俘,從眼睛那裏一看便能知道。
美國人以前並沒有當過戰俘,美國人才剛剛來到這裏一個月——所以眼睛裏還能找到生機。
而且,還能積極地談論家人,就像確信雙方還能再見面一樣。
“給。”
回到硐室後,美國人不知道從哪裏偷偷翻出來一根煙,也許是戰俘間常常以代替對方勞動來換取所需物品時得到的,香煙是其中最受青睞的一樣,此外還有可能換回一件相對幹凈的襯衫、一條皮帶、一把刮胡小刀什麽的。
他沒有拒絕,微微點了一下頭致謝。
他近段時間經常咳嗽——許多長期待在鹽礦裏的人都會這樣。帶著鹵水味的空氣黏糊糊的,一直聞的話就像有什麽東西堵住了肺葉,很不舒服。
他需要一根煙,而美國人需要一個打開話匣的機會,否則這暗無天日的地底遲早會讓他們崩潰。
美國人一向是滔滔不絕的那個,翻來覆去地講自己遠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太太和兩個兒子,講他在夏洛特開紡織廠的雙親,以及他正在太平洋戰場的某個島嶼上和海軍陸戰隊一起圍剿日軍的哥哥。
而他從不談論這方面的事。
美國人顯然也註意到了。
“你有家人嗎?”
“沒有,”他回答問題時往往只用那麽一兩個單詞。這次,他用了兩個,完全相反的兩個,中間只隔了一口煙,“有。”
美國人似乎被英語語言中最簡單的兩個詞語難住了,茫然地看著他。
“那麽?”
那麽,Collins的聲音在耳畔輕輕響起,你有家人嗎?
“什麽?”他在酒館昏暗的燈光下微微側過臉,挑起一邊眉毛。
酒精和周圍傳來的士兵們的大笑聲讓他的聽覺神經遲鈍了不少,不是很確定自己剛剛聽到的問題。
坐在他身旁的人似乎有些不自在地挪開了視線。
四月的傍晚,還捎著一絲春寒的空氣在這間以工業革命作為主題的小酒館裏稍稍變得灼熱。壁爐裏的火沈沈燃燒,軍官們在裝飾著黑色鐵管的老式磚墻下一面喝酒一面夾著煙談論《泰晤士報》上的政治新聞,士兵們更願意和穿著小碎花齊膝裙的年輕姑娘調情,跳舞,而另一些則圍在桌前進行一場愉快的紙牌游戲,時不時可以聽到那裏傳出興奮的叫嚷聲。
他們坐在一個角落裏,有一句沒一句地閑聊。
他已經有些醉了,完全不記得他們是怎麽聊起這個話題的。
“那張表格,”半晌,話題的發起人終於說,“前幾天上面發下來的關於更新家屬聯絡方式的表格,你填完後忘在了宿舍的桌上,我不小心看見了——不是故意的,我很抱歉。”
他“哧”的一聲笑出來,繼而搖搖頭道:“反正也不是什麽秘密,看見就看見了,沒什麽。”
那是他們認識後的第三個月,要在短短三個月內了解一個人的一切並不現實,即使他們是同僚,即使他們是室友,即使他們已經是飛行中隊裏公認的“最佳組合”。
Collins靜靜端詳了他一會兒,移開目光,不再追問。
反倒是他開始自言自語起來:“我沒有家人——如果你是指血緣關系上的家人,我沒有,或者說可以當作沒有,我自懂事以來就已經住在孤兒院裏了。院長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一個戰爭遺孀。她丈夫1916年在索姆河被德國人的飛機炸成兩截,字面意義上的,當場死在壕溝裏,孤兒院就是她用撫恤金辦的。1932年我最後一次在療養院裏見到她,在她床前對她發誓,‘我要加入皇家空軍,當一名飛行員,把敵人所有的飛機都打掉’。她在三天後去世,聽說走得很安詳。”
Collins聽著。
盡管沒回應,但他知道Collins一直在聽。
“我從不覺得自己不幸,也不覺得這世界虧欠了我任何東西,”他繼續說,“我兌現了我的諾言,實現了我的理想,對自己現在的生活相當滿意——而且,我也有了新的家人。”
Collins聽到這裏忽然擡起頭看著他,像要在他臉上找尋什麽。
而他轉過身,把目光投向酒館裏那一群正借著酒興互相推揉、哈哈大笑的皇家空軍,其中有許多人才二十出頭,壁爐裏的火光給那些年輕面孔以及他們的藍色制服都罩上了一層淡淡的金黃色。他也和所有人一起笑了。
“你,他們,你們全部,”他仰頭喝下一口酒,然後把目光放回到他的搭檔身上,“都是我現在的家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看見他笑,Collins也笑起來。
對話剛剛開始時的尷尬氣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心照不宣的親昵感。
“你確實很照顧我們,資歷比我們深,軍銜也比較高,卻不傲慢,像一個哥哥那樣。”Collins說話的時候笑容還在,但眼睛看住了桌面,“無論是在訓練過程中還是在平時,我都覺得……”
話到此處頓了頓。
“覺得你很體貼。”
他當時沒有多想,帶著一絲醉意笑呵呵地晃著玻璃杯,接上Collins的話:“不止如此,我還記住了我們中隊裏所有人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即使是親哥哥也未必能辦到,我敢說。”
Collins笑了一聲,卻仍舊垂著眼睛,沒有看他。
“是嗎,那我的出生地是?”
“你在英格蘭的切姆斯福德出生,但在蘇格蘭長大——奧斯頓,據說是一個古樸的小村莊,有一望無際的綠野和胖墩墩的綿羊。”
“我的出生日期?”
“六月的第二天。”
他不慌不忙地回答,伸手在他這位搭檔的肩膀上拍了拍。
“等那天到了,我們一起出去喝酒。你想喝什麽都可以,我買單。”
很意外地,Collins沒有立刻回覆。有那麽一刻他甚至以為自己記錯了日期,而對方正在猶豫要不要糾正他。
但那個人卻輕輕開口叫了他一聲。
“Farrier。”
他下意識擡起雙眼,隨後微微一楞。
Collins端正地坐著,空軍制服上的每一根線條都在這樣的坐姿下完美地表現出挺拔,一對幹凈清澈的藍眼睛筆直地註視他,無聲地微笑。由於燈光的關系,那對眼睛看上去和平時所見的晴空顏色稍稍有所不同,像多佛海灣的晚霞落到了裏面。頭發呈現出暗金色,仿佛太陽的餘暉。
“謝謝。”
Collins低聲說,並沒有指出那句謝謝是在說生日的事,還是在說“家人”這件事。
那時候他聽見有什麽人在他耳邊輕輕擦亮了一根火柴,“嚓”的一下,呼吸像火柴梗那樣迅速消失,直到那團小小的火苗一頭紮進他的胸膛,把裏面沈澱的感情一下子點燃了。
他猛地意識到那是什麽,也意識到隨之而來的種種可怕後果。
不,他警告自己,不行,絕對不行。
但他的心這一次沒有聽從他的命令。
自從那以後一次都沒有——
香煙燒到了盡頭,狠狠燙了一下他的手指。
他倒抽了一口氣,手一抖,只剩最後一小截的煙和零零碎碎的煙灰一起摔落在地。
“……好痛。”
“那是當然,”一臉不可置信的美國人上下打量他,像在打量一個初次吸煙的小鬼,“你應該小心些,註意別讓煙燒到你的手指。”
不是的。他想,他的雙手失去了一半知覺後,手指的末梢神經對疼痛也變得非常遲鈍,一根香煙這種程度的灼燒不應該讓他覺得痛,何況是針紮一樣硬生生直穿心底的痛。
——奇怪。
他突然感到一陣胸悶,皺著眉,死死揪住自己的衣領,像一個得了哮喘的人那樣開始大口大口喘氣。
跌到地面上的那截香煙發出奄奄一息的火光,在忽明忽暗的電燈下作出最後的掙紮,向上升起一道青色的煙。看上去,簡直就像飛機在茫茫海面上墜落後燃燒殆盡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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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亂中的情報時斷時續,時真時假,有時候要找出一條可靠的消息就像要在倫敦被轟炸後的廢墟裏找出一幢完好無損的房子那麽困難。而在“閃電戰”中一度陷入半癱瘓的通訊系統加速了這些消息的老化,等它們傳到目的地,也許只能成為一份過時的舊報紙。
Farrier這個人似乎永遠定格在了當初那份印著“CAPTURED”的報告書上。
至於報告在這兩年時間裏究竟有沒有更新過,那上面的詞有沒有變成“KILLED”,他無從得知。
他知道的只有一件事——Farrier沒有回來,沒有回到他的生命中。
但越來越多的人告訴他,他變了,變得很像當年的Farrier,無論是飛行方式還是生存方式都隱隱有後者的影子。
過去的他一直嚴守規則,是一個偏向於穩紮穩打的保守派,因為過度謹慎而在遭到圍攻時常常處於一個相對被動的位置,可全身而退的幾率也比較高。再加上他無論什麽環境都能應付自如的迫降能力,一場空戰下來往往損失不大,在前期空軍資源嚴重不足時反而是一種長遠策略。
現在的他完全是另一個人。
現在的他完全是另一個Farrier——基地裏認識他們多年的人都可以為此作證。
現在,他不知道後退,也不知道有所保留,就好像身上的某種安全裝置被什麽人拔掉了,一同被拔掉的還有對死亡的懼怕。
他在英吉利海峽上空以極其危險的速度和角度一路追擊德意志空軍,甚至敢一個人在沒有任何護航的情況下正面迎戰對方的三架Bf-109G,一點不留餘地地用機槍猛烈射擊,有時候用無線電都叫不回來。不只讓敵人害怕,連他自己的隊友都感到惴惴不安。
當然,他也為此付出了六次被擊落、三次中彈、還有一次差點和德國轟炸機一起撞毀在海岬上的代價。
“你的作戰方法太危險了——”負責監督空中戰場的一名指揮官嚴肅地指出,“太急進,這是自殺行為。”
“因為時間不夠。”
“什麽?”
“因為時間不夠,”他聲音機械地回答。Farrier的時間不夠了,時間越長,生還的可能性就越小——他必須快一點,再快一點,“我想提前結束這場戰爭。”
指揮官楞了楞,隨即皺起眉,負手在指揮室裏慢慢踱了一圈,最後面向墻壁上被筆密密麻麻畫出一大片飛行線路的作戰地圖,以及地圖上用紅色標出的德軍占領區。這塊紅色區域在過去三年間不斷變化,一步步朝歐洲大陸的各個角落逼近,卻沒有一刻不在蠢蠢欲動地伺機吞並左上角的島嶼。
一場不列顛之戰已經讓四百多名飛行員和一千多名空勤人員為了守住這座島嶼而犧牲。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我們都想提前結束這場戰爭,Collins。”
指揮官說,重音放在了“我們”一詞上。聽似平靜的語調裏某種沈甸甸的東西在那一刻刺痛了他。
“我已經見過太多你這樣的年輕人在戰場上匆匆消逝,甚至來不及告別,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一個能見到戰爭結束的那天。能見證那一天的,只有拼命戰鬥也拼命活下去的人。”
他張開嘴,卻一個字都說不出。氣息有些抖,緊緊攥到指節發白的雙手也是。
那句話直接在他頭上開了一槍,他無法阻止一個尖銳無比的念頭像脫膛而出子彈那樣重重打進他的腦殼:Farrier沒有回來不是因為戰爭沒結束,只是單純因為一個死去的人是回不來的。
他自欺欺人地把一切寄托於戰爭的終結,寄托於一個假設,卻一直在逃避面對決定了這個假設能不能成立的首要條件。
Farrier早已經不在了。
一個聲音總在對他說。然後他發現——那是他自己的聲音。
他的睡眠開始變得比以前更艱難,像有誰把它放在砧板上,一刀刀切過去,形成一段不連貫的夢的拼接。
有時候他夢見一只油表,前一秒還是滿格,下一秒指針忽然就晃悠悠地指向了零。他焦急地在無線電裏大喊“現在燃料是零,是零,你快返航”,回答他的卻只有耳罩內一陣沙沙的白噪音。
有時候他夢見他站在空無一人的倫敦街頭,黑色的硝煙靜悄悄地在一片廢墟中升起,沒有風,遠遠望去像刻進天空的一道疤。腳下被轟炸得坑坑窪窪的石磚路面與天際盡頭的陰雲連到一起,隱隱約約聽得見鋼琴獨奏——某支安魂曲,很適合用在一場沒有遺體的葬禮上。白紙黑字的報告書一頁接一頁從天空灑下,灑了一地,每一張都印著Farrier的名字和一個全部大寫的“KILLED”。
更多的時候他夢見海岸,對於三十三萬回到祖國的士兵來說象征著希望、對他來說卻是一次次失望的海岸。
夢裏的海岸和記憶中的稍稍有所不同。
沒有燈火通明的多佛碼頭,沒有帶著憤懣譏諷他的陸軍士兵,出奇的安靜,只有陣陣海潮聲時隱時現。一根孤伶伶的電線從海潮聲傳來的地方伸出,吊起一只只光線衰弱的燈泡,在黑暗中照出一條又長又窄的路,一直通到他所在的火車站。
火車站的站臺已經空了,最後一列火車的汽笛喑啞地鳴叫著,像在催促他。
他站在鐵軌旁,眼睛死死盯住道路消失的地方,仿徨不去。
同樣留在那裏的還有一位老人,雙眼在淺淡的燈光下仿佛一對灰色的玻璃球。一個盲人——他想,卻禮貌地沒有過多詢問。
“你或許需要一張毛毯,孩子,”老人說,向他遞出一沓疊得方方正正的毛毯,“上車後有可能會冷。”
“謝謝,但我還在等一個人,現在這趟車我想我是趕不上了,也暫時不需要毯子。”
電燈泡在這時微弱地閃了閃。
老人站在忽明忽暗的燈光中,兩只空洞的眼睛對著他。沒有看,只是對著。
“已經沒有人了,”老人說,“能回到這裏的人已經回到了,沒有回來的也不會再回來。”
他微微怔了一下,像受到冒犯一樣倏地回過頭,呼吸一時間粗重起來。
“為什麽要說謊,為什麽要告訴我已經沒有人了,你——”明明眼睛瞎了,根本看不到有沒有船只靠港。他意識到自己的失控,聲音硬生生停住,在狼狽中匆匆找回一絲理性和修養,低聲接下去,“……您明明看不見,不是嗎?”
“你也一樣,孩子。”
老人的回答讓他整個人懵了懵。
只見老人把手上那張毛毯一層層打開,露出裏面安安靜靜躺著的一塊焦黑的鐵板——編號R9612。
他茫然地看著,忽然像觸電了一樣踉蹌地倒退了兩步。
“在看到這個以後,你的眼睛就已經看不見別的東西,看不見現實了。”
老人這麽說。
頭頂上懸掛的電燈燈泡發出“呲”的一聲,由遠及近開始一盞接著一盞熄滅,他身後那條由燈光鋪出來的路也一截接著一截被黑暗同化。
他開始急促呼吸,呼吸不過來時一把抓住了自己的領帶——他的,又或是Farrier無意中跟他換錯的,他早已經分不清楚。燈熄滅的地方,海浪從四面八方奔湧而至,就像那一天在密閉的駕駛艙裏汩汩灌進來的海水,要擠出他肺部的最後一口氧氣。
老人托著的那塊鐵板被一道海浪撞掉,沈了下去。
“Farrier!”
他失聲叫出來,不顧一切地伸手去抓,而冰冷的海水也和吞沒鐵板一樣將他吞沒。
“該醒醒了,孩子,”沈下去的前一刻,他聽到盲眼老人說,“該把你的眼睛睜開了。”
◆
Farrier睜開了眼睛,因為他聽到了飛機引擎轟轟作響的聲音。
那聲音把他從斷斷續續的夢魘中一下子拔起,感覺就像一個人在溺斃前被拎出水面,不由得深深抽一口氣。
可事實上這裏並沒有飛機,當然也不可能有飛機的引擎聲——那只是運鹽車在鐵軌上沈沈碾過去的聲音。
他把貼住地面的頭稍稍擡起來,眼前一片暈眩,不得不又跌回去,劇烈咳嗽了一會兒,胸膛因為窒息而繃得緊緊的,才發現自己剛剛在仔細辨識聲音的時候屏住了呼吸。
是的,這裏沒有飛機,甚至沒有天空。
他已經四年沒碰飛機,一年沒見天空了。
深埋於地表三百米之下的鹽礦和天空沒有任何關系,跟所有納粹用來剝削戰俘的工地一樣,和自由也沒有任何關系。
縱橫交錯的井巷散發出濃濃的澀味,用木頭搭起來的支架上覆蓋著一層薄薄的白色石鹽,一根電線從他頭頂拉過去,連接隧道的兩端,吊著一只又一只鎢絲燈泡。由於戰時供電不穩定,燈泡常常忽明忽滅,時不時會發出呲呲的電流音。
“起來!起來!”
黨衛軍用槍桿抽他的胳膊,罵著臟話。那幾句惡狠狠的德語他經過這些年也已經能聽懂了。
他一聲不吭,咬著牙慢慢將自己從地面上撐起來,擦拭臉上不知道是沾到的還是冷汗幹了之後形成的鹽漬。
這裏是波蘭,一個在醒不來的噩夢裏苦苦掙紮的國家。
在鄰接捷克斯洛伐克的邊境地區,喀爾巴阡山下大大小小的鹽礦像一座座白色的地牢,不厭其煩地吸食從各個地方運進來的勞動力,為納粹提供源源不絕的財富和物資。
再過兩周,他被轉移到這裏就滿一年時間了。
鹽礦的中下層有許多硐室,他和其他人就住在那裏面,沒有窗,沒有床,空氣裏盡是潮濕的鹹味,每天都有黨衛軍早、中、晚三次細細清點人數,而每間硐室裏的成員隔一段時間就會更換一次,杜絕長期接觸的可能。鹽礦礦道只能通過狹窄的樓梯一級級沿著洞穴向上爬,所有樓梯口都有哨兵把守,出口更是重重戒備,許多人一旦進去就再無重見天日的機會。
他剛剛進戰俘營的時候還算是體格比較結實的,現在卻和任何一個經歷了各種折磨的士兵一樣虛弱。
他雙手的傷在這幾年間漸漸演變成一種慢性病,疼痛也是,簡單的動作可以完成,只是無法繼續使用精密儀表或機械,力量上也遠遠不如以前,卻並不妨礙納粹把他當作牲口一樣使用。參軍前的他也曾經在倫敦街頭做過各種各樣的體力活,但休息時間和勞動強度卻完全無法和現在比,更不會時時刻刻有黨衛軍在他疲勞至極而昏昏睡去時用槍桿抽醒他。
“你還好吧?”目前和他同住一間硐室的那個美國人壓低聲音問。
他沒說話,只是點點頭。
他已經幾個小時沒喝一口水了,喉嚨像一片正在經歷旱災而處處龜裂的土地,聲帶上沾滿砂石。如果條件允許,他會盡可能一個字不說。
美國人是一個月前被德軍從丹麥海峽附近抓回來的。
美國四年前把一支艦隊千裏迢迢派到冰島作為支援,在正式參戰後,日本人在太平洋戰場上把他們的海軍主力漸漸拉到遠東,這支艦隊也跟了過去,只把一部分船舶維護人員留在了歐洲戰場。這個倒黴鬼在協助英國艦艇的時候被德國人的一顆魚雷轟到海裏,才被撈出鹹腥的海水,又被丟進同樣鹹腥的鹽礦。
德國人把他們和一群法國人、比利時人、波蘭人還有蘇聯人關到一起,美國人只能跟他交流。
“你知道他們——我是說,德國佬——要把我們關在這裏多久嗎?”
直到戰爭結束,或我們咽氣,你永遠不知道哪一個來得更快。
他沒這麽說,而是選擇默默搖頭,繼續將鹽礦搬運到推車上。
他現在已經學會分辨一個人到底當沒當過戰俘、當了多久戰俘,從眼睛那裏一看便能知道。
美國人以前並沒有當過戰俘,美國人才剛剛來到這裏一個月——所以眼睛裏還能找到生機。
而且,還能積極地談論家人,就像確信雙方還能再見面一樣。
“給。”
回到硐室後,美國人不知道從哪裏偷偷翻出來一根煙,也許是戰俘間常常以代替對方勞動來換取所需物品時得到的,香煙是其中最受青睞的一樣,此外還有可能換回一件相對幹凈的襯衫、一條皮帶、一把刮胡小刀什麽的。
他沒有拒絕,微微點了一下頭致謝。
他近段時間經常咳嗽——許多長期待在鹽礦裏的人都會這樣。帶著鹵水味的空氣黏糊糊的,一直聞的話就像有什麽東西堵住了肺葉,很不舒服。
他需要一根煙,而美國人需要一個打開話匣的機會,否則這暗無天日的地底遲早會讓他們崩潰。
美國人一向是滔滔不絕的那個,翻來覆去地講自己遠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太太和兩個兒子,講他在夏洛特開紡織廠的雙親,以及他正在太平洋戰場的某個島嶼上和海軍陸戰隊一起圍剿日軍的哥哥。
而他從不談論這方面的事。
美國人顯然也註意到了。
“你有家人嗎?”
“沒有,”他回答問題時往往只用那麽一兩個單詞。這次,他用了兩個,完全相反的兩個,中間只隔了一口煙,“有。”
美國人似乎被英語語言中最簡單的兩個詞語難住了,茫然地看著他。
“那麽?”
那麽,Collins的聲音在耳畔輕輕響起,你有家人嗎?
“什麽?”他在酒館昏暗的燈光下微微側過臉,挑起一邊眉毛。
酒精和周圍傳來的士兵們的大笑聲讓他的聽覺神經遲鈍了不少,不是很確定自己剛剛聽到的問題。
坐在他身旁的人似乎有些不自在地挪開了視線。
四月的傍晚,還捎著一絲春寒的空氣在這間以工業革命作為主題的小酒館裏稍稍變得灼熱。壁爐裏的火沈沈燃燒,軍官們在裝飾著黑色鐵管的老式磚墻下一面喝酒一面夾著煙談論《泰晤士報》上的政治新聞,士兵們更願意和穿著小碎花齊膝裙的年輕姑娘調情,跳舞,而另一些則圍在桌前進行一場愉快的紙牌游戲,時不時可以聽到那裏傳出興奮的叫嚷聲。
他們坐在一個角落裏,有一句沒一句地閑聊。
他已經有些醉了,完全不記得他們是怎麽聊起這個話題的。
“那張表格,”半晌,話題的發起人終於說,“前幾天上面發下來的關於更新家屬聯絡方式的表格,你填完後忘在了宿舍的桌上,我不小心看見了——不是故意的,我很抱歉。”
他“哧”的一聲笑出來,繼而搖搖頭道:“反正也不是什麽秘密,看見就看見了,沒什麽。”
那是他們認識後的第三個月,要在短短三個月內了解一個人的一切並不現實,即使他們是同僚,即使他們是室友,即使他們已經是飛行中隊裏公認的“最佳組合”。
Collins靜靜端詳了他一會兒,移開目光,不再追問。
反倒是他開始自言自語起來:“我沒有家人——如果你是指血緣關系上的家人,我沒有,或者說可以當作沒有,我自懂事以來就已經住在孤兒院裏了。院長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一個戰爭遺孀。她丈夫1916年在索姆河被德國人的飛機炸成兩截,字面意義上的,當場死在壕溝裏,孤兒院就是她用撫恤金辦的。1932年我最後一次在療養院裏見到她,在她床前對她發誓,‘我要加入皇家空軍,當一名飛行員,把敵人所有的飛機都打掉’。她在三天後去世,聽說走得很安詳。”
Collins聽著。
盡管沒回應,但他知道Collins一直在聽。
“我從不覺得自己不幸,也不覺得這世界虧欠了我任何東西,”他繼續說,“我兌現了我的諾言,實現了我的理想,對自己現在的生活相當滿意——而且,我也有了新的家人。”
Collins聽到這裏忽然擡起頭看著他,像要在他臉上找尋什麽。
而他轉過身,把目光投向酒館裏那一群正借著酒興互相推揉、哈哈大笑的皇家空軍,其中有許多人才二十出頭,壁爐裏的火光給那些年輕面孔以及他們的藍色制服都罩上了一層淡淡的金黃色。他也和所有人一起笑了。
“你,他們,你們全部,”他仰頭喝下一口酒,然後把目光放回到他的搭檔身上,“都是我現在的家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看見他笑,Collins也笑起來。
對話剛剛開始時的尷尬氣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心照不宣的親昵感。
“你確實很照顧我們,資歷比我們深,軍銜也比較高,卻不傲慢,像一個哥哥那樣。”Collins說話的時候笑容還在,但眼睛看住了桌面,“無論是在訓練過程中還是在平時,我都覺得……”
話到此處頓了頓。
“覺得你很體貼。”
他當時沒有多想,帶著一絲醉意笑呵呵地晃著玻璃杯,接上Collins的話:“不止如此,我還記住了我們中隊裏所有人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即使是親哥哥也未必能辦到,我敢說。”
Collins笑了一聲,卻仍舊垂著眼睛,沒有看他。
“是嗎,那我的出生地是?”
“你在英格蘭的切姆斯福德出生,但在蘇格蘭長大——奧斯頓,據說是一個古樸的小村莊,有一望無際的綠野和胖墩墩的綿羊。”
“我的出生日期?”
“六月的第二天。”
他不慌不忙地回答,伸手在他這位搭檔的肩膀上拍了拍。
“等那天到了,我們一起出去喝酒。你想喝什麽都可以,我買單。”
很意外地,Collins沒有立刻回覆。有那麽一刻他甚至以為自己記錯了日期,而對方正在猶豫要不要糾正他。
但那個人卻輕輕開口叫了他一聲。
“Farrier。”
他下意識擡起雙眼,隨後微微一楞。
Collins端正地坐著,空軍制服上的每一根線條都在這樣的坐姿下完美地表現出挺拔,一對幹凈清澈的藍眼睛筆直地註視他,無聲地微笑。由於燈光的關系,那對眼睛看上去和平時所見的晴空顏色稍稍有所不同,像多佛海灣的晚霞落到了裏面。頭發呈現出暗金色,仿佛太陽的餘暉。
“謝謝。”
Collins低聲說,並沒有指出那句謝謝是在說生日的事,還是在說“家人”這件事。
那時候他聽見有什麽人在他耳邊輕輕擦亮了一根火柴,“嚓”的一下,呼吸像火柴梗那樣迅速消失,直到那團小小的火苗一頭紮進他的胸膛,把裏面沈澱的感情一下子點燃了。
他猛地意識到那是什麽,也意識到隨之而來的種種可怕後果。
不,他警告自己,不行,絕對不行。
但他的心這一次沒有聽從他的命令。
自從那以後一次都沒有——
香煙燒到了盡頭,狠狠燙了一下他的手指。
他倒抽了一口氣,手一抖,只剩最後一小截的煙和零零碎碎的煙灰一起摔落在地。
“……好痛。”
“那是當然,”一臉不可置信的美國人上下打量他,像在打量一個初次吸煙的小鬼,“你應該小心些,註意別讓煙燒到你的手指。”
不是的。他想,他的雙手失去了一半知覺後,手指的末梢神經對疼痛也變得非常遲鈍,一根香煙這種程度的灼燒不應該讓他覺得痛,何況是針紮一樣硬生生直穿心底的痛。
——奇怪。
他突然感到一陣胸悶,皺著眉,死死揪住自己的衣領,像一個得了哮喘的人那樣開始大口大口喘氣。
跌到地面上的那截香煙發出奄奄一息的火光,在忽明忽暗的電燈下作出最後的掙紮,向上升起一道青色的煙。看上去,簡直就像飛機在茫茫海面上墜落後燃燒殆盡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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