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帝體弱多病，兼之當時的大清北有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南有太平天國反清農民運動，正值內憂外患之際，讓他心力憔悴。懿貴妃工於書法，於是鹹豐帝時常口授並讓其代筆批閱奏章，並且允許懿貴妃發表自己的意見，因而大臣們多對葉赫那拉氏不滿。

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前，葉赫那拉氏隨鹹豐帝逃往熱河。 1861年8月鹹豐帝在熱河去世，臨終前將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景壽、協辦大學士尚書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任命為讚襄政務王大臣，輔佐同治帝載淳處理朝政；又給皇後和皇太子（由皇帝生母懿貴妃代管）兩枚代表皇權的印章，希望他們相互牽制。

鹹豐帝死後，皇子載淳即位，定年號“祺祥”。葉赫那拉氏與皇後鈕祜祿氏（當時的中宮皇後慈安）並尊為皇太後。顧命八大臣企圖專權，權力欲極強的慈禧非常不滿，於是聯合在京主持和談的鹹豐帝的弟弟恭親王奕訢，利用帝後和鹹豐帝的梓宮回京的機會發動辛酉政變，設計逮捕了八大臣，判處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自裁、肅順斬立決，其他人革職。奕訢被封為議政王。

1861年12月2日，改年號“同治”，兩宮太後禦養心殿，垂簾聽政。執政初期，她在議政王奕訢的輔佐下，整飭吏治，重用漢臣，依靠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族地主武裝；又在列強支持下，先後鎮壓了太平天國、撚軍、苗民、回民起義，緩解了清王朝的統治危機，使清王朝得到暫時穩定。出於維護封建專制統治，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及太平天國的打擊，清朝的一部分官僚開始認識到西方堅船利炮的威力。為了解除內憂外患，實現富國強兵，以維護清朝統治，開始學習西方文化及先進的技術，這樣一部分人被稱為洋務派。在此之前一些學者就提出了學習西方國家的優點以增強國力，例如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不久，因為清政府用領土，主權以及一系列經貿特權暫時填補了外國侵略者的肚子，國內的農民戰爭也進入低潮，因而呈現了暫時“穩定”的局面，即所謂“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統治集團中，一些頭腦比較清楚的當權者，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樞執掌大權的恭親王奕?等人，並沒有因為這種“和局”的出現而減少他們對清政府統治的危機感。曾，李，左諸人都為剿滅太平天國而建立殊勳，他們在借助外國侵略者對太平天國的“華洋會剿”中，親眼看到了外國侵略者堅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從而感受到一種潛在的長遠威脅。面臨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繼承了魏源等“經事派”提出的“師夷長技”的思想並極力將這種思想付諸於實踐他們“師夷長技以自強”的目的，一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條件下，徐圖中興。

從十三世紀開始，世界的大環境開始發生變化。西方資本主義開始萌芽。農民和手工業者經過長期勞動，積累經驗，改進了生產工具，農業得到發展。紡織、冶金等開始出現機器。不僅提高了產量。改變了人與人的關系，分化出各種不同的階層。在新航路的開辟，文藝覆興，宗教改革運動，資產階級革命，產業革命的推動下，至洋務運動發生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初步完成，人類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這個新時期的主要特點就是整體化和近代化。講究統一的世界市場，分散、落後的國家不可避免地納入整體中。近代化就是資本主義代替封建專制，這是歷史的必然。這也是洋務運動試圖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體化的趨勢下，中國比較被動的卷入。當時中國沒有經過長期的積累，沒有經歷資產階級革命，但中國的洋務運動與世界大勢是分不開的。

洋務運動的最根本的指導思想是“自強”、“求富”。其分類思想就是“師夷制夷”、“中體西用”八個字。前四個字“師夷制夷”表明洋務運動與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關系，即學習西方的長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後四個字“中體西用”，表明洋務運動與本國封建主義傳統文化的關系，表明中學與西學各自在洋務運動中的地位，即以中學為主體，西學為輔用。“師夷制夷”、“中體西用”，也是洋務運動中洋務派處理中西民族國家關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則。在洋務運動時期，從馮桂芬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到薛福成的“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為一種理論服務於“求強”、“求富”這一洋務運動主導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體西用這一思想的是洋務派思想家馮桂芬。他於1861年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他以“本”“輔”的主從關系來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系。從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是《萬國公報》的編者沈壽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時策》一文中說：“中西學問術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西學”，最初都是作為學問提出來的。“中西學問”對於社會，對於一個政權，對於統治者來說，本來都是“用”，沈壽康在此以“體”“用”處分，並非是作為目的與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這種主次之分，是“為華人計”。是為了發展中華民族，是為了在學習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時候，維護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華民族的特色。

不僅要保留使用中國的學問，而且要將其放在主要的地位，還要使西學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為發展中華民族服務。因此，由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口號，非常簡切地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一般思想傾向，甚至可以說，在當時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以先進的西學作為侵略中國的手段的情況下，這個口號是一面愛國的旗幟。因此，它在中國的大地上，風行數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務派思想家，不斷熱舉起這面旗幟，並不斷地闡發這一口號的內容。

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來改變清政府落後面貌是洋務派發起留學運動的最初目的。洋務時期的留學教育較有影響的主要有兩次：幼童留美和福建船政學堂學生留歐，即1872—1875年清政府向美國派遣了四期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學；1877—1897年先後派出四批福建船政學堂的學生赴歐留學。

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自上海駛往美國舊金山，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留學生活。這在中國二千年歷史中，特開新紀元”之事被譽為“中華創始之舉，亦古來未有之事”。 1877年，在沈葆楨、李鴻章等官員的積極倡導下，從船政局和船政學堂選出的33人踏上了赴歐留學的旅途。1881年，由李鴻章主張、船政局又選出10人分赴英、法、德留學。1886年北洋水師等校的10名學生又去了歐洲

在洋務運動存續的35年裏，文化出版事業的發展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以及江南制造局的譯書館，是當時翻譯西方的中心。譯書經歷了由單純的西方科技著作和書籍，向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著作並重，甚至後者略占上風的過程。京師同文館曾翻譯西書36種。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中國第一部國際法中譯本：惠頓的《萬國公法》（1864年）；第一部外交學中譯本：馬登的《星柖指掌》（1876年)；第一部經濟學中譯本：福賽特的《富國策》（1860年）。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是晚清翻譯西方著作數量最多，成績最著的機構，它羅列了眾多的學者譯家和一些外籍傳教士。大量西學著作的翻譯出版及近代中國報刊和出版機構的出現，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壘和傳統文化的堅冰，大大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

這一時期，國內起義被平定，兩次鴉片戰爭暫時滿足了列強的貪欲，外交上沒有吃大虧，洋務運動後清王朝的軍事實力有所提高，工商業有了初步發展，被稱為“同治中興”。

同治十一年（1872年），載淳已17歲，慈禧不得已為他選後，次年，兩宮太後卷簾歸政。但同治帝親政後仍難擺脫慈禧的幹預。慈禧為了享樂，授意同治帝修繕圓明園以供其居住，同治帝也想趁此機會讓太後離宮居住以擺脫慈禧幹預朝政，然而當時財政緊缺，圓明園又殘毀嚴重，修覆耗資甚巨，同治帝堅持開工，引起奕訢等王公大臣多人反對，同治帝竟將他們全部革職。慈禧出面制止了同治帝這一決定。1875年1月，同治帝病逝。慈禧立她的侄子（丈夫的侄子）兼外甥4歲的愛新覺羅·載湉為帝，改年號為“光緒”，兩宮太後再次垂簾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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