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冀為成康”之治，除了通過木蘭秋狝整頓軍隊之外，還通過解決經濟上面臨的最嚴重困擾，即糧價上漲、民食艱難問題。起初他以為造成糧價上漲的問題是浪費，特別是燒鍋釀酒，因此頒布了“禁止燒鍋令”，但以後變成了一紙空文。各地糧價飛漲、搶米風潮此起彼伏。為了解決糧食問題，乾隆帝一方面重視農業生產，另一方面，繼續鼓勵墾荒、組織移民，並根據全國人口迅速增長、土地相對不足的實際情況，提倡農民種植高產作物。他還仿效康熙帝的做法，普免全國錢糧，至於對各省因災荒和其他原因而臨時蠲免錢糧的就更多了。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乾隆十年（1745年）噶爾丹策零死後，準噶爾部內亂，達瓦齊奪得汗位。七月，弘歷開始派兵進剿四川瞻對地區的叛亂。九月，收覆上瞻對，進剿下瞻對。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帝東巡，駐曲阜，謁孔林，並赴泰安登泰山。三月，皇後富察氏逝世，追謚為“孝賢”。

乾隆帝即位之初，輔政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在朝廷各有一幫勢力。如果任其發展，對乾隆帝加強自己的君主專制統治將十分不利。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張廷玉以原官致仕時，乾隆帝曾特頒諭旨，許其身後配享太廟，但很快因他未曾親自謝恩而收回成命，還削去其伯爵爵位。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又制造了“堅磨生詩抄案”，將鄂爾泰的兩個親信胡中藻和鄂昌處死，借此機會將鄂爾泰的牌位也撤出賢良祠。與此同時，他還有絲毫不假手於人，而且在遴選新任官吏時，也註意選拔與上層官僚關系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形成了以君主為核心的一支官吏隊伍，對全國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強了。

乾隆初年，大金川日益強盛，該土司頭目莎羅奔興兵攻打小金川，劫持了土司澤旺及其印信。不久，又出兵攻掠革布什劄、明正兩土司。為了懲治大金川對鄰部的侵犯，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調動三萬大軍，分兩路進攻大金川。然而，由於當地山勢險峻、氣候惡劣等許多原因，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秋，清軍仍然沒有取得什麽進展。乾隆帝勢同騎虎，又增兵增餉，特派大學士傅恒前往該地指揮作戰。傅恒至軍後，采取了岳鐘琪選銳深入的作戰方略。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軍進逼莎羅奔老巢勒烏圍，莎羅奔被迫乞降。

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發生了以郡王珠爾墨特那木劄勒為首的地方貴族割據勢力的武裝叛亂。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廣大僧俗和入藏清軍聯合作戰，這次叛亂很快即被鎮壓下去。乾隆帝意識到讓西藏個別貴族擁有過大的權勢，很不利於西藏政局的安定和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便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平叛鬥爭勝利後，立即廢除了舊有的藏王制度，並成立了由四名噶隆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不久，又制定《西藏善後章程》，提高了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的權力。

乾隆十五年（1750年）後，準噶爾部上層貴族發生了爭奪汗位的內訌。為了擺脫戰爭災難，薩喇爾、三策淩等先後率部內遷歸附。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帝發兵五萬直搗伊犁，向達瓦齊發起進攻。達瓦齊猝不及防，兵敗被俘。不久，歸降清廷的阿睦爾撒納，因統治厄魯特蒙古四部的野心未能得逞，聚眾叛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三月，清軍收覆伊犁，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命西路、北路進征哈薩克。命大學士傅恒赴額林哈畢爾噶整飭軍務。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乾隆帝遣軍從巴裏坤等地分路進擊，叛軍潰敗，阿睦爾撒納叛逃沙俄後病死。清軍平定準噶爾貴族分裂叛亂的戰爭，至此取得了勝利。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平定準噶爾大局已定，乾隆帝立即調派滿漢官兵一萬人南下，討伐天山南路叛亂的大小和卓。九月，乾隆帝命駐防伊犁大臣兼理回部事務。十月，兆惠軍孤軍陷葉爾羌，次年（1759年）二月，富德、阿裏袞等與霍集占大戰呼爾璊，大敗之，解黑水營之圍。六月，乾隆帝命兆惠進兵喀什噶爾，富德進兵葉而羌，並趁機收覆之。七月，清軍攻克喀什噶爾、葉爾羌，大、小和卓木逃至巴達克山部被殺，天山南路的叛亂平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乾隆帝因為沙俄駐兵和寧嶺等四路，聲言與清廷分界，於是諭阿桂、車布登紮布以兵逐之。十月，皇十五子永琰（即後來的嘉慶帝）出生。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雲貴總督楊應琚奏報緬甸各部頭人內附。乾隆帝以楊應琚病，命楊廷璋赴永昌接辦抵禦緬軍。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正月，清軍征緬失利，弘歷諭楊廷璋回廣東。二月，發生了底瓦江之戰，清軍征緬失利。因此，閏七月，乾隆帝賜楊應琚自盡。緬軍趁機入寇中國雲南。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弘歷令大學士傅恒赴雲南，經略征緬事宜。又於次年（1769年）正月，命阿桂、阿裏袞協助傅恒剿緬。因為緬甸氣候炎熱、煙瘴叢生，清軍損失大半。緬甸趁機乞降，乾隆帝命清軍班師，緬甸國王孟駁向清朝稱臣納貢。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小金川與沃克什土司相勾結挑釁，乾隆帝命阿爾泰勸諭小金川。和親王弘晝、大學士傅恒相繼逝世。十一月，土爾扈特蒙古脫離俄國羈絆，返回祖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爾扈特部進入中國境內，乾隆帝命巴圖濟爾噶勒赴伊犁辦理安置事宜。九月，土爾扈特首領渥巴錫等於熱河入覲，乾隆帝在避暑山莊萬樹園封渥巴錫為汗，以下封親王、郡王等爵。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諾木朋楚克、僧格桑分別攻掠附近土司，乾隆帝決定再度出兵。清軍取各個擊破之策，先盡全力攻打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清軍轉向進攻大金川。指揮作戰的溫福腐朽無能，清軍遭到嚴重失敗。乾隆帝又任命阿桂為定西將軍，調集軍隊，重新組織進攻。是年冬，再克小金川，而後，又師出三路，進攻大金川。經過兩年的戰鬥，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始將大金川最後平定。

這時，乾隆帝決心徹底推行改土歸流的政策，在小金川舊地設美諾廳（後改名懋功廳），在大金川舊地設阿爾古廳，皆隸屬於四川省，還分別在其險要地區設兵鎮守，從此，這一地區最終結束了混亂相爭的局面。

乾隆中期，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以耕地面積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國已開墾土地達七億八千萬畝；全國人口也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億人；國庫存銀則長期保持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幾乎相當於全國每年賦稅總收入的兩倍，整個社會經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新局面。

乾隆時期，農業生產的發展還表現在糧食產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產作物的普遍種植。由於興修了農田水利，並且采取了精耕細作，單位面積的產量有了明顯的提高。南方的水稻產地，一般畝產二三石，多者達到畝產五六石，甚至七八石。乾隆時甘薯和玉米在我國南、北方較廣泛的種植，一方面產量大量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隨著人口的增加，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甘薯和玉米這兩種高產作物正是適應這種需求而得以廣泛推廣種植的。其次是經濟作物種植更加廣泛。

清代前期的主要經濟作物是棉花、煙草、茶樹、甘蔗等。棉花種植在明代已較為廣泛，到了清代前期更加盛行。當時，全國較為集中的產棉區有長江三角洲和東南沿海地區、錢塘江沿岸地區，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隸等地。乾隆後期，江蘇的蘇州、松江兩府植棉很廣泛。蘇州府的吳江縣吉貝（棉花）的種植面積已經超過糧食的種植面積。直隸“種棉花之地，約居十之二三”。寧津縣“種棉者幾半縣”。河南是北方各省中植棉較廣泛的省份之一，所產棉花除供本地織布而外，商販大量地販運到江南紡織業比較發達的地區。

乾隆帝十分重視文化，他決意對社會上全部現存文獻進行整理，首先廣泛征集圖書，不斷頒布求書諭旨。在這些諭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級行政官員必須將求書作為一件大事來抓，同時，還為征求遺書制定了具體政策：“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九月，從全國各地征求的圖書已逾萬種，從而大大地充實和豐富了國家藏書。在乾隆帝的直接領導下，經過全館人員的共同努力，繼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庫全書薈要》首先告成後，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部《四庫全書》亦先後抄寫完畢，並陸續入貯各閣。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庫銀長期保存在六千萬兩以上。文化事業也很發達，清朝進入了人們讚稱為文治武功兼備、疆域空前遼闊、社會繁榮、文化發達的“康乾盛世”時期，強大的中國屹立於東方。

乾隆帝中年以後，逐漸好大喜功，不但大興土木，六下江南耗用國家人力物力，貪汙腐化又再開始盛行，整個清王朝亦在乾隆後期由盛轉衰。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極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費特甚。他大興土木，任意揮霍，耗費了大量的國帑。吏治敗壞也成為乾隆後期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乾隆帝晚年寵信和珅，導致和珅專權，貪贓枉法，嚴重破壞了吏治。和珅原是內務府鑾儀衛中一個地位較低的拜唐阿，直至位居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和授大學士，前後專權達二十四年之久。

在他秉政期間，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憒，喜諛厭諫的思想，報喜不報憂，一方面積極經營，擴大權勢，“內而公卿，外而藩閫，皆出其門”；一方面憑借自己的權勢索取賄賂，“納賂諂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從中搜刮到了駭人聽聞的巨額財富，而乾隆後期的政治亦因此而達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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