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經濟上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產，耕作有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重視農業，減輕農民賦稅勞役。“戒奢從簡”，節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於減輕人民的負擔。

貞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不歧視商業的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將眼光放到很遠。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像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CD）和西北的沙州、涼州。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自漢開辟的“絲綢之路”一直是聯系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唐朝疆域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斯坦），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綢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貞觀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628年6月3日），朔方人梁洛仁殺夏州割據勢力首領梁師都，歸降唐朝，唐朝統一全國。貞觀四年（630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師塞北，挑戰東突厥在東亞的霸主地位。唐軍在李靖的調遣下，滅亡東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諸國尊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後，太宗繼續經營西域，先後多次用兵。貞觀八年（634年），吐谷渾寇邊，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擊，次年吐谷渾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後為國人所殺，太宗另立吐谷渾國王。

貞觀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麯文泰西域朝貢，遂命侯君集、薛萬徹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麯文泰病死，其子麯智盛繼位，投降唐朝。太宗於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護府，西域各國皆到長安朝貢。

貞觀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以高句麗攝政弒主虐民為由，親率六軍，從洛陽北進，率兵攻打高句麗。但東渡遼水以後，由於遭到高句麗的頑強抵抗，唐軍在安巿城（今遼寧海城南營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氣候轉冷，草枯水凍，糧草不繼，兵馬難以久留，只得下詔班師。在這之後，唐太宗對高句麗的進攻僅維持在一些小規模的突襲。

貞觀十九年（645年），薛延陀首領多彌可汗拔灼開始和唐朝大軍作戰。次年，唐軍反擊並打敗拔灼後，薛延陀的附庸回紇出兵，將他殺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軍投降，薛延陀滅亡。

貞觀二十年（646年），唐朝在漠北設立安北都護府，在漠南設立單於都護府，建立了南至羅伏州（今越南河靜）、北括玄闕州（後改名餘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區）、西及安息州（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東臨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遼闊疆域。

貞觀初年，李世民詔令在全國範圍內收集圖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書20餘萬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館”以儲圖籍。並任命虞世南、褚無量、姚思廉、歐陽詢等充任學士，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著名學者、碩學之士相繼為秘書監，主管國家的圖書館和藏書事業，選五品以上工書者為書手，又在弘文館設立檢校館藏的官員，將繕寫、整理、校勘圖書，藏於內庫，以宮人掌管。官府藏書機構除“弘文館”外，另有“史館”、“司經局”、“秘書省”和“崇文館”等，其藏書質量和數量遠遠超過前代，史稱“群書大備”。晚年因連年用兵，營造宮殿，雜稅日益苛重。

唐王朝建立之初，東有稽胡的擾邊，西有吐谷渾的威脅，北有突厥的侵襲，尤以奴隸主貴族統治的突厥武裝曾直逼唐廷首都長安（今西安）的近郊，成為當時的主要威脅。李世民即位後，經過三、四年的認真努力，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明顯的好轉，政權得到一定的鞏固，便對突厥的騷擾從防禦轉入反擊。但是同時對它周邊的少數民族采取懷柔政策。

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說：“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貞觀元年（627年），又說：“朕以天下為家。”貞觀十八年（644年），又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又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的這種認識和思想，顯示了處理民族關系和中外關系的仁和寬厚的胸懷。在這種思想和胸襟指導下，貞觀時期推行了十分開明友善的民族關系和中外關系政策。

貞觀四年（630年），唐朝滅亡東突厥汗國後，沒有采取歷史上慣用的分離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在東起幽州（今北京）西至靈州（今屬寧夏）一帶，設置了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歸附突厥降戶，又在突厥原居地設置了定襄、雲中兩都督府對突厥留居民眾實施管理。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領擔任，可以世襲，創立了新的羈縻府州制度。開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被回紇等族擁戴為“天可汗”，成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領，各族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條“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從此以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形成了少數民族政權首領例由唐廷冊封的制度。唐太宗還實行了與吐蕃等少數民族政權和親的政策，以婚姻親情的方式協調強化與周邊各民族的關系。開明友善的民族關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長期實施，大大減少了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隔閡，增強了各民族間的廣泛互補和血肉融合，實現了多民族共同發展進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華民族新的代稱——“唐人”形成，奠定了現代中華民族的基礎。中外關系方面也迅速出現了繁盛景況。貞觀後期，“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

貞觀十五年（641年）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讚曾（即君長）松讚幹布的多次請求下，答應將宗女文成公主嫁給他，並派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護送公主入藏。松讚幹布聞訊大喜，親自從首都邏些（今西藏拉薩）來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禮接見李道宗。從此，吐蕃和唐朝結為甥舅關系，相互學習，友好相處。

根據《大唐西域記·卷五》記載，貞觀年間唐僧陳玄奘在印度取經，游學十餘年，引起了北印度一位國王的註意，這位國王是北印度戒日王朝的開創者，亦稱戒日王。印度的戒日王對遠道而來的唐僧說起了自己所了解到的唐朝的信息：“聽說你們的天子叫秦王，少年時就見識非凡，長大後英明神武。先前天下大亂，國家分崩離析，戰爭頻仍，生靈塗炭。你們的秦王早就有了遠謀大略，興慈悲之心，救蒼生，平海內。其風俗教化和大德恩澤遍布海內外，四方仰慕稱臣。老百姓十分感激，於是演奏歌唱《秦王破陣樂》。我們這邊聽到關於他的讚頌，已經很久了，關於他的盛德聲譽，請問都屬實嗎？你所說的大唐國，就是指秦王的國家嗎？”

這番話透露出戒日王對隋唐時期的政治軍事形式還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隋末天下大亂，也知道秦王李世民是大唐王朝的開創者之一，而且是年少時就起事，在隋末紛爭中，以自己的英明神武平定群雄，在創立大唐國的過程中居功至偉。更有趣的是，他還知道貞觀年間流行音樂排行榜上有一首叫《秦王破陣樂》的歌曲。當然，畢竟通訊手段有局限，戒日王對於李世民身份的認識，還停留在秦王這個封號上。戒日王談起李世民的時候，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其實，李世民和戒日王還經常派使者互動。

晚年的李世民開始追求長生，服食丹藥。李世民對古印度方士的到來十分歡喜，厚禮相待，請至金飈門宮內配制丹藥。還命兵部尚書崔敦禮率一批人馬，協助古印度方士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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