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覆後，我已經是爹班上的學生了。我們溝有兩所學校，也可以說一所學校有兩個地方兩個任教老師，一個在茶壺嘴，任教老師是公辦老師，一個離茶壺嘴有三四裏地，在一座小山包上，任教老師就是我爹。

小學一二三年級我在公辦老師班上念，上四年級時，我們班的學生普降一級到爹班上念三年級。教我們的是位年輕的女老師，姓秦，我們後文還會講到她。秦老師雖上過師範，但上的是那種靠推薦上學的師範，沒多少實際文化，到四年級時她就教不了我們了，只有交給爹教。秦老師給我們當老師期間還生孩子坐月子，再加上公辦老師的“公辦”就是人們所說的“鐵飯碗”，秦老師是吃“國家飯”幹“國家工作”的，本身享有成文不成文、明的和隱的特權，可以不用心教書，教書只當是領國家工資，秦老師正是如此，教我們基本上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所以，雖然這時候還沒有恢覆高考，不強調文化知識，爹還是認為我們在秦老師那兒沒學到什麽，基礎太差，要把我們普降一級。爹這時教著一個班，但爹是民辦教師，民辦教師是人們所說的“土飯碗”，和一般農民沒什麽區別，所以，民辦教師就應該比公辦教師多勞動和多付出一點也就成了一種隱形的規則，爹歷來就是一個人教兩三個班兩三個年級，這已經成了慣例。

高考恢覆了，我們沒有必要強調這對爹有多大的沖擊了。在高考恢覆前，他就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要我通過他所說的那種練字日後飛黃騰達當上一個“秘書”，改變我們家的現狀和命運。總之，不管是為什麽，他認定我了，高考恢覆後，他就更是如此了，對我可以說是全力以赴，整個身心都撲在我身上了。

可是，我實在是個不爭氣的，而且，我的不爭氣和一般孩子的不爭氣完全不同，幾乎可以說，我的不爭氣是“獨一無二”的。

舉個小例子。到了小學四五年級，應用題是數學的一個重要內容，解這些題，不僅需要一定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有時也講究解題的方式方法。

老是按照書本上和爹教的那些方式方法解這些題，我漸漸感到一切都是那樣單調，一切都在凝固，甚至在死去，感到自己和世界、萬事萬物，一切和一切，包括我自己在日益疏遠，甚至於在互相隔離開來。我感到打破這個是我作為人和我自己別無選擇的使命和責任。

對這些應用題，我老早就看出它們有好多完全可以另一種方式方法解答，有的還有好幾種，而且這些方式方法有好多要比書上教的和爹教的簡單得多，新奇得多，可以用“出奇制勝”、“事半功倍”這類詞語形容。我雖不過是個小學四年級學生，但經歷的已經夠多了，所以，要不要把這些解題方式形成文字寫到作業本上，我是頗費思量的。最後，我還是把它們認認真真在寫到作業本並給爹交上去了，因為我覺得這樣做是我作為人和自己無法推卸的責任。從交上去後我就在等待著，在那種寒冷中等待著。

爹改我們交上去的這些作業，改到我的作業了，手裏的筆停下來了，長時間地看我的作業，最後，他擡起頭把我叫過去了。他說他看不懂我做的題，要我給他講解。我逐題給他講解，高度平靜、客觀，用的是最清楚、簡潔和富有邏輯性的語言。他完全聽明白了，沒有人可能在我這種講解下還聽不明白。我感到我講的是無法抗拒的，爹也在這種無法抗拒的力量下一題一題地給我作的題劃上了勾勾，但是，越往後就像是我在把什麽強加於他，開始顯出不情願、不耐煩、難以再忍受下去的樣子，並有他特有的那種神經質的反應。

我感到背後全班學生在屏息靜氣地註視著我們，他們在等待，等待那種必然會發生的事情的發生，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一次不發生。我感到那種寒冷的加強，感到害怕。我無法理解自己，無法原諒自己。

果然，爹情緒很快就上來了。改著我的題，也可以說在我的講解下給我的題劃勾勾，劃著劃著，他越來越激動，手開始發抖，繼而咬牙切齒，這都是他發作前特有的。終於，他爆發了，幾下子把我的作業本撕得粉碎，跳將起來，一邊去拿黃荊棒，一邊叫道：

“把褲子脫了，自己躺到桌子上去！”

教室黑板下的一側的角落裏放著一堆每一根都有大人的手指粗的黃荊棒，每一根都有一米多長，也都差不多一樣長短和端正，它們不是爹的教棍，而是專門用來打我的。爹令我躺到桌子上去，桌子就是我一個人用的那張課桌，是全班最寬大最結實也可以說最好的一張課桌，擺在最前排，在上面我已經不知多少次把整個的屁股亮出來讓爹打了，很多時候是一天好多次。

我不再說什麽，而是按慣例退回到我的桌子旁開始做脫褲子的樣子。我很想做到一下子就把褲子脫了，說躺到桌子上去就躺到桌子上去了。可是，雖然我天天都要脫了褲子挨打已經有幾年的歷史了，但是，卻沒有什麽比得上脫被子，特別是當眾脫褲子這件事對於我更艱難更可怕了。沒人能夠想象得出這時候我是何等尖銳地意識著一班學生的目光，特別其中還有秦老師的妹妹的目光。我感覺到我的褲子掩藏的是標志我是整個人類唯一墮落、腐敗、罪惡和不可藥救的東西，它是我個人秘密，並且永遠得是我個人的秘密，只能由我個人承受，絕對不能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絕對不能暴露給眾人的目光，這是絕對的，是沒有任何條件和理由可講的。我只感覺到當全班同學看見我這個“東西”，他們心裏都會叫一聲“媽呀！”，這一叫，我就完了。對這個“完了”我說不清楚，也沒有想過它是什麽，但是，它是我唯一恐懼的，最為恐懼的，沒人能夠想象我這種恐懼有多大。

隨著年齡的增長，當眾脫了褲子挨打是我的家常便飯，但是，這一點不僅始終沒有改變，反而在加大加強。

這時候，我雖誰都沒有看，但我的意識中只有全班同學的目光，特別是秦老師的妹妹的目光，它們對我是怎樣的光芒、怎樣的烈火、怎樣的□□啊，沒有神的末日審判，它們就是神末日審判，沒有地獄，它們就是地獄。

爹見我猶猶豫豫，就像我不是不過脫了褲子挨打，而是上絞架，他又氣又恨，一下子沖過來，三下五除二就把褲子給我扯下來，我完全是出於本能還兩手用力地攥著褲腰，他狠命將我的手一巴掌打開。我為我不能保護我那個“東西”不被暴露於眾人的目光下而不能原諒自己和饒恕自己，同樣為自己需要保護自己那個“東西”而不能原諒自己和饒恕自己，為自己有那麽一個需要保護的“東西”而不能原諒自己和饒恕自己。我覺得別人都沒有那樣一個“東西”，全世界、全宇宙誰也沒有，就只有我有。

當初，因為這個，挨了打我會狠命痛哭，這哭聲是吶喊、是抗議、是憤怒、是絕望，並且是向整個人類和宇宙發出的，我認為自己有絕對的理由如此，因為我有那個“東西”，只有我才有那個“東西”，我不理解它，但我無法擺脫它，不得不承擔它，即使我永遠也無法理解和承擔它，理解它和承擔它也絕對只是我個人的事情。很顯然，我的哭聲讓爹意識到了我正是要通過我的哭聲表達的，但是，同樣很顯然，這讓爹更加激憤，恨鐵不成鋼，更加無所顧忌地、隨便地讓我當眾脫褲子亮出我那個“東西”，似乎是，我雖有那個“東西”，但是，他實際上不為教會我別的什麽，就為教會我蔑視它，完全不當它為一回事，縱然它算一回事，它也不關我的事，而是他和社會的事，他們能什麽都給我處理好，也只有他們才能什麽都給我處理好，我想都不用想它，意識都沒有必要意識到它，我要是合格的，是個好東西，不是人類那個唯一的罪人，就想都不會想到它，意識都意識不到它。最後，我不得不面對的是，爹就是這樣的，他是一定要把我教成我永遠想都不會想到我那個“東西”、意識都不會意識到我那個“東西”，這在他那裏就像我得保護我那個“東西”一樣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是神的絕對命令。我和他之間已經沒有中間地帶了。

這次，為我用了自己的方法解了題，爹打斷了一根黃荊棒才停手。不過，我沒有哭，我已經有兩年他再怎麽打我也不哭了，就機械地、動也不動地讓他打。班上的同學為他又打斷了一根黃荊棒而發出一種噓聲，但是，我真正整個身心所系的只是他們又看見了我那個“東西”，這在他們心裏留下的是何等的震驚，何等的恐怖，他們將更視我為何等的可惡和可恥，我和他們、世界之間的對立性再一次不可逆轉地增加了，只剩下我在中心站著，而他們，全世界和全宇宙的人們，把我看著，永遠震驚地看著，看著我這個宇宙中唯一罪惡的存在，唯一有那樣一個“東西”的存在。

爹打完了，氣喘噓噓地說：

“下來把褲子穿好！下來後先脫下去再穿，脫到腳跟處再慢慢穿，一層是一層地理好，做到一絲不茍！”

我不能懷疑，如果我能夠像爹所說的這樣去做，做得一絲不差，我就得救了，就不再是那樣一個罪惡的存在的了，就是這個世界的合格的公民了，不僅是他，就是全世界也都在等著我哪一天能夠做到，做得一絲不茍。可是，這恰恰是我做不到的。我在桌子上就把褲子拉上來了才下地，匆忙潦草地幾下子就把褲子穿好了，只為不讓同學們更多地看到我那個“東西”。但是，和每次一樣，爹見我沒有按他的要求穿褲子，又又氣又恨地撲過來，幾下子把我的褲子扯下來，扯到腳跟處，讓我的下半身和那個“東西”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後，他一層一層地、一點一點地把我褲子理好和給我穿好。本來，我不僅怕同學們看見，怕任何人看見，也怕爹看見，看見“它”。不管我感覺到他們已經看見了和看見多少了，對他們看見“它”的恐懼也不可能減輕一絲毫。對我來說，他們每一次看見“它”都是比上一次看見更多了，又都是第一次看見，而只需要他們一次看見，哪怕是看見一點點，我就永遠地、無可逆轉的“完了”。對於我，沒有死亡，只有這種“完了”才是死亡，沒有毀滅，只有這種“完了”才是毀滅，沒有末日，只有這種“完了”才是末日。

爹打了我之後就平靜多了，把我叫到他跟前長篇大論地講他為什麽要打我。這一次，爹講的就是為什麽我不能像那樣答題，不能用不同於教材上教的方式方法答題，這等於是篡改了教材上的東西。

他說，教材是國家組織最聰明、最有學識的專家編寫的，經過了層層級級審查，經過了無數道覆雜的工序才最後印成了書發給我們的，它是集體，層級和級別最高的那個集體的智慧和勞動的結晶，我們任意一個人作為個人都不可能超越這些教材，不可能比它們更正確更有智慧，我們減少或增加它的一點什麽、改變或篡改它的一什麽，都只會降低它們的水準。

他說，正因為他所說的這些，國家和上級便絕不允許這世上任何作為個人的人給這些教材增加、減少一些點什麽，更不用說還要改變甚至於篡改了。像這樣做的人只會被視為罪人，最終還會成為國家和人民的敵人，全社會的敵人。

他說，我讀書為了什麽呢？為了考上大學，脫“農皮”，成為人上人。就算我想對我們的教材改變或增減一點什麽，也得首先考上大學，進入那個高層次的代表著所有人的利益的集體，不進入這個集體，我就只能代表我自己，我個人，而自己和個人什麽也不是，沒有任何權利，更沒篡改我們的教材的權利。

他說，要考上大學，首先就得討那個高層次的集體的歡心，然後還要討教我的老師的歡心。

他說，無論是我上小學、中學，還是就算上了大學，也絕不會有一位老師喜歡我這樣學習的學生和像我這樣對待他們教我的知識的學生，絕不會喜歡像我這樣的用教材上沒有教、純粹自己想出來的方法答題的學生。這樣的學生永遠也是各級老師排擠、打擊直至清除和除名的對象。因為我們的老師都是在代表著國家和上級行事，他們本身沒有哪一個人敢不代表這一意志行事，敢不僅僅是這一意志的工具，他們任意一個人如果超出了這個意志的範圍，同樣會被排擠、打擊，直至除名、消滅。

他說，國家、上級的意志是最高的意志，是誰也不可能更不會被允許超越的意志，因為它不是哪一個人、少部分人的意志，而是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意志。

他說，我們的教材看起來是由一些具體的個人編寫、排版、印刷、發行的，其實它們處處時時、每一環節、每一細節都是那個國家、上級的意志的體現，在這一流程中工作的每一個具體的個人都是一整臺機器的零部件，沒有哪一處有個人的意志的痕跡。到了我們這一層，也就是最下邊也可以說是最下等的這一層，我們學它們、用它們就更要體現我們是一整臺機器上的零部件，更沒有也更不允許有我們個人的意志發揮的餘地。

他講了很多，講了一中午，最後說：

“從此，你要牢牢記住，照你這樣下去，你不僅在將來考不上大學，甚至到了離開我這兒的高一級的學校讀書就會被趕出校門！”

不過，他也像每次一樣，說我還小，亡羊補牢、懸崖勒馬還來得及，關鍵在於千裏之行始於足下，我要從眼下、從現在、從此時此刻做起。

那麽，從眼下、從現在、從此時此刻起該怎麽辦呢？爹把從小學一年級起的應用題全部拿來要我重新一道一道地嚴格按照教材上教的那種方法做，其間，只要他認為和教材上稍有出入的地方他都會先把我打一頓，然後重做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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