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新房子的磚瓦有了，另一樣和磚瓦一樣重要的東西就是木材了。修四間大瓦房所需的木材可不是一個小數目，而我們家的實際情況是一根像樣的木材也沒有。靠買，我們也沒有那樣多的錢，盡管為了修新房子，爹媽一定是積攢了一些錢的。不過，爹在這時候卻宣稱他早就有了全盤成熟的計劃，他沒有想好木材從何而來，連磚瓦他也不會準備了。他說他到今天才說他的計劃，是因為怕走漏風聲，關於他木材從何而來的計劃，保密是最重要的。

那麽，爹的計劃是什麽呢？偷！不全靠偷，但首要的是偷。一聽到偷這個字眼，我感覺到就連我們家裏所有那些沒有生命的東西也都驚怵了，顯出了人一樣的面孔，瞪出了人一樣的眼睛。但爹很冷靜，他說：“在今天這個世道，除了有權有勢的，沒哪個農民修房子的木材可以不靠偷。這也是逼出來的，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他說他並沒有昏頭。

他說的倒也是。聽人們說，本來我們家祖上傳下來的樹木不算少，僅我們家屋周圍的樹就可以修十幾間大瓦房，僅人腰粗的樹就有數十根，但在一個叫做“□□”的運動中大煉鋼鐵，全被公家強行砍光燒盡了，連根都掘走了，其他一般農民家庭和我們家的情況大體相同，只有公家才有樹木，但公家的是公家的，一般農民對它們沒有支配權，再加上所有其他原因，如今還真是一般農民要修房子，所需樹木只有靠偷了。

他向我們和盤托出了他的全盤設想。我們絕不偷本地方的，本地方少了那麽多樹木不可能不引起註意，而我們也不可能把這些樹木藏在人們找不到的地方，所以，偷本地方的一定會“東窗事發”。他說，本地方的樹一根的主意也不能打。偷外地的，偷外地的也不偷私人的，偷集體的。但也不能是隨便哪個外地，那地方一定要有我們最靠得住的親戚，這親戚距我們家不能太遠也不能太近，而且當地山特別多，樹特別多，同時，這親戚在當地還要有一定的權勢，人緣也比較好。

不說想不到，一說我們還真有這麽一個親戚。我二姑。二姑父是當地大隊會計，人雖老實巴交得沒法說，是那種“老好人”型的幹部，用爹的話說就是他是個“有權無勢”的，但到底是大隊幹部，上下對他也信得過，爹說還就怕他不答應呢，不過，這回也由不得他了。這麽大的一次行動，自然需要幾個最靠得住的得力的幫手。這也有人選，我大姑就有幾個五大三粗力壯如牛的兒子，在後來具體的行動中，他們表現出來那種忠心、能幹和賣力，也表明了爹選擇他們有多麽正確。另外，我們生產隊也有兩個和爹的關系最好的人也成了這次行動的幫手。爹對他們顯示出了他的組織領導才能，爹對他們甚至於還有一種我們不得不說是人格魅力的那樣一東西。

他們去偷樹每次都選擇在小半夜出發，帶上鋸、斧頭和繩索，後半夜前趕到二姑家。大姑的那三個兒子從他們自己家裏出發，和爹他們在二姑家會合，一切都是事先約定好了的。在二姑家他們要隱藏一整天，連二姑家的孩子們都不能知道有他們在家裏，必要時他們還要迅速地藏進二姑家的一個地窯裏頭。這一天裏，二姑裝著上山割牛草的樣子上山去，她是幹部的家屬，勞動上可以這麽自由。她的任務是在山上瞄好上好的柏樹，作上記號，熟習路徑，晚上由她領路。爹說令二姑這樣，是為了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掌燈時分爹他們就由二姑領著從二姑家的屋後上山了，這一夜的事情很緊。偷了樹，埋好樹樁，修飾得不容易看出來，剔下的叉幹樹枝也要藏好，然後連夜把偷到的樹運回我們家。路上若遇到了人，就說是給某大幹部、大領導扛去的，最好不要管閑事，這樣也就不會有人敢說什麽了。所有這一切都在黑燈瞎火裏進行，爹嚴禁一切照明，連吸煙也不準。他說，別看一個小小煙頭的火光，它在夜裏也可以讓很遠的人看見，這年頭沒哪個人夜裏見了一點點東西，哪怕只是一個煙頭的火光會不起疑心的，所以，一點煙頭的火光也可能壞大事。

每次爹他們出發時只有兩三個人，但運回樹時簡直就是浩浩蕩蕩一大隊人馬了，一根又一根的大樹魚貫進入家中，看不清扛樹人的臉，卻在不斷地進屋來。這讓人感到也太招人惹眼了。可是，爹他們卻是馬不停蹄地幹，氣也不喘一口，一晚上也不歇著。他們已經偷了好幾個晚上了，已經偷了好多樹了，大家都想歇一歇，但爹說要幹就要“一鼓作氣”幹到底，因為像這樣大規模的偷樹遲早也會被發覺，必須下狠心不斷出擊，幹出名堂，及時收手，然後換下一個目標，絕不“吃回頭草”，絕不“拖泥帶水”。爹說，像這樣大規模的偷樹在我們這一帶還是史無前例的，之前沒有人做過也沒有人敢做，正因為如此人們就“麻木”了，這是我們的一大有利因素。但是，它若一經被發現，就會迅速傳播，引各地的警惕，特別是會引起上級的“高度重視”，上級一定要展開“全面調查”，還要召開“緊急會議”，向各地下達“緊急文件”、“緊急通知”，我們還想再幹是絕無可能的了。

不過，後來，他們還是不得不幹幾晚上歇息一兩個晚上再行動，因為沒有人可能承受那樣沒有間斷、沒有歇息的高強度勞動，還有那種心理上無法松懈一刻鐘的緊張。他們把二姑那地方的樹偷得差不多了，按爹的說法就是“不能再偷了，再偷就要出事了”，但按爹的計算，我們修房所需要的木材仍然不夠，他們又偷了大姑那地方的樹。

爹這次偷樹行動前後持續了幾個月時間，具體我不可能還記得，但想來兩三個月是有的。也許是因為年幼，再加上比一般人敏感，這段時間我心理上和精神上所承受的是超乎想象的。當然，一家人也都如此，也不可能不如此。

本來，對這次偷樹行動，爹就是把“安全問題”放在無比突擊的位置上的，用他的說法就是“安全問題是壓倒一切的”。他認為偷樹的“安全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他們這是在做賊，是高度秘密的，還是在黑燈瞎火裏和高山密林裏幹，很難保證不被倒下的樹砸了，踩虛掉下懸崖了，一不小心摔出個什麽名堂了等等；二是，防偷集體的東西，包括偷集體的樹是各地民兵的主要任務，這些民兵都有槍，也有隨便開槍的權力，他們見到偷集體東西的人往往也會開槍，即使沒有挨槍子兒，讓這些民兵給抓住了，那也不會有啥好結果。

那年月，抓住了偷集體的糧食、牲口、樹木啥的人，各地都有對他們濫用私刑的權力，如吊起來打，游街示眾等等，如果這些人在這些折磨中沒有乘住死了，也就死了，很平常的事情。我們年紀雖小，這類事情已經聽說了不知多少了，也不只一次親眼見過僅僅偷了集體一點稻草啥的就挨□□站端端扯耳朵的事情。這也就是爹選擇偷樹的地方要有親戚，這個親戚在當地一定要有權勢的主要原因。他還讓二姑給她大隊那個民兵連長送了厚禮。就是這樣，他也不覺得安全，總是在說要註意，註意二姑那地方的民兵，把樹運回家來沿途的民兵。

所有這些，在我一個小孩子的想象中都被誇大了。當然，也許我並沒有誇大，實際情況就是爹偷樹的行動就有那麽危險。每次他們出發去偷樹去了，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上，不到他們回來就放不下來。越到後來我們越害怕，我們三個小的和媽不得不相依一起守候在燈下，等爹回來。我們幾個人把那扇門緊緊的盯著，我在那樣生動地想象爹被樹砸傷了，爹踩虛了掉下懸崖了，要不，就是爹挨了那些民兵的槍子兒了，這扇門就要被撞開了，破門而入幾個人攙扶著或擡著頭破血流或肢殘腿斷的爹。我完全無法控制自己不進行這個想象，並且一次比一次想象得更清晰、生動、真實。我如此需要不進行這個想象，不想象得那麽清晰和生動，但我完全做不到。我身上不時掠過一陣寒顫，就因為我這個想象太清晰和生動，我完全無法不把它當成真實。

我們四個人相依坐在燈下，把爹他們將從那兒進來的那扇門盯著，不說一句話，不出一點聲，靜靜地也是緊張地等待著，彼此都聽得見對方的心跳。我完全無法不進行那個生動恐怖的想象，多少次我都相信自己聽見了他們擡著已經肢殘腿斷或挨了民兵的槍子兒正在流盡最後一滴血的爹到了門口的腳步聲，雖然總不見他們進來，總不見那副標志我們家的末日的血淋淋的慘象出現在我們面前，但是，我一點也不能否認，“他們”擡著不是已經死了就是快要死了的“爹”這一標志著我們家的末日到了的慘象，已經不可逆轉地逼近了我們的家門口，這扇門只是最後一道屏障，它在這種進逼中在越來越薄和越來越不再有阻擋任何事情發生的力量了，我眼睜睜地看到這扇門、這最後一道屏障在那種步步逼近的壓力下都向裏面暴凸進來了，開裂了，說著就要一下子爆裂開來，如整個海洋的海水一下子湧進來那樣湧進我正生動地想象著的那個我們家的末日性災難。實際上，這個時候，我們家在燈下守候爹的歸來的四個人合成了一個整體成了一個人，誰出一點聲音，特別是說句話，都會叫四個人同時毛骨悚然，引起大家巨大的憎恨和反感。

我無法忍受這種日子，但我又必須忍受這種日子。後來，我發現，必須讓爹已經不是肢殘腿斷了就是已經挨了民兵的槍子兒了這一標志我們家的末日的慘象對於我，就對於我個人“提前”是真的發生了，百倍、千倍勝於真的發生了，只有這樣，我才能忍受這種日子。我不能懷疑，當爹真的不是肢殘腿斷了就是挨了民兵的槍子兒命不久矣了的現實擺在我面前時，是我根本承受不了的，所以，如果我讓這一現實“提前”整個對於我是已經反覆發生過的了，當它真的擺在我面前時我就承受它了。我還相信，如果讓這一現實“提前”對於我，就對我個人千百倍勝於真實地“發生”了，它對於爹媽他們、對於我們家、對於這個世界和我們所說的現實，它才是假的，才不至於真的發生。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會有這麽一個邏輯，可是，我就是有了這個邏輯。

於是，我和媽他們相依在燈下守候爹的歸來，我就從“爹”出事的最初那個細節開始想象，我的想象變得無比地豐富、覆雜、逼真，而且嚴格符合邏輯，就像我跟在“爹”身邊，“他們”的一切我都看在眼裏，“爹”是怎麽出事的，出事的時候和出事之後“他們”都做了什麽和說了什麽，“他們”都體驗到了什麽，“爹”傷在哪裏傷到了什麽程度流了多少血傷口是什麽樣的等等，事無巨細，我都要一一如“實”地、纖毫畢現地想象出來，絕無遺漏和偏廢。盡管這都是我虛構出來的，可是，它們就是沒有一個不對我勝似我正親眼所見的真實，因此也沒有一個對我的神經不是如火在燒我一般，讓我為其中每一個細節而打寒顫。

我甚至於不能容忍自己的這個想象在時間上和那“實際”發生的有一點出入，當我的想象進行到了“他們”擡著快死或已經死了“爹”馬上就要一下子撞開那扇門，如整個海洋的海水一樣湧進來，而這一幕卻遲遲不見出現在我面前時，我會立刻把自己的想象又倒回到“爹”他們還在路上向家裏趕的那一段去，重新想象那許多過程和細節，盡可能逼真，盡可能讓它們就是我親眼所見和親身經歷，讓這些過程和細節如在向我的腦溝和血管裏灌熔鐵一般，這很難受，但是，我卻病態地需要這種難受，而且它對於我越大越好，我相信，只有我達到極致、超過極致地承受了這種難受，爹真的不是摔死摔傷了就是挨了民兵的槍子兒了這樣可怕的事情才不會真的發生。

顯然，我是當真變得有點病態了。後來，雖然我沒有見到自己想象的事情發生了，但我相信“現實”在騙我，爹真的已經出了那樣的事了，我們家末日真的已經成為現實了，爹還是那個樣子，只是他裝出來騙我們的，甚至於是不知他從哪兒弄來的一個只是樣子和他長得相同而實際上並不是他的人，甚至於連我們的媽媽也是這樣，甚至於我們整個家都是這樣，家裏的假的東西、就為騙我們的東西是越來越多了，它們全都只是看起來還是原來的它們而實際上都不是，爹媽他們也必須這樣，因為，爹出的事，我們家已經變成了事實的那個災難是那樣巨大和可怕，已經到了必須對我們幾個小的永遠隱瞞、永遠不讓我們知道真相的程度了。

這使我不僅在爹去偷樹時在燈下守候他，而且他就是安然回來了我也整晚上睡不著覺，在他就是不去偷樹而是在家歇息的晚上我也整晚上無法合一下眼睛，躺在床上動也不動，高度沈靜而緊張地關註著傾聽著。你還真想象不出我這一“關註”達到了什麽樣的程度和高度，我聽到了那樣多那樣細微那樣深刻的東西，本是我們的視力和聽力絕對達不到的。我完全不能否認那個標志著我們家的末日的災難已經發生了，我必須知道並承擔這個真相，不管這有多可怕。我如此就是為捕捉到爹實際上完全不是他看上去那個樣子的蛛絲馬跡。在白天，我更是高度沈靜而緊張在關註著，一定要讓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生命成為那穿透一切假象而直逼真相的利器，哪怕這個假象就像一個宇宙一樣龐大覆雜，這個假象甚至於就是整個宇宙，我們整個世界和生活。我越來越相信這個假象還就是整個宇宙，我們整個世界和整個生活。我不能容忍自己有哪怕一秒鐘的松馳。

我甚至於恨爹，恨他如此“軟弱”和“無能”，竟用這樣精致而覆雜的假象騙我們，不敢讓我們看到那真相，而不敢讓我們看到就是他不敢自己看到。完全能夠看得出來，不只是我，就是哥哥和弟弟，還有媽，都在開始恨爹了。

我終於不能忍受我的沈默，向爹哀求，我兩個兄弟也學我哀求爹，要他不要再幹下去了，不要再偷那樹了，我們不修那新房子，就住我的破房子吧。但他當然不會聽我們的，我們的哀求對於他只不過是小孩子的幼稚天真而已。我們不能改變爹，不能影響爹，我們只能在心裏恨他，也恨那些樹，恨那些磚瓦，恨我們將要修的新房子，在我們眼中，現在，它們只是蓄意來毀滅我們家的敵人了。我看見山上的那些樹，看見那用來走人的道路，看見所有的人，都看到他（它）是蓄意與我們家為敵，要把我們家毀了的存在，這時候，我感覺到的只是對這一切的厭惡、仇恨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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