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番輾轉，我和老廖在新加坡的妹妹取得了聯系。她決定馬上回來，現在最要緊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老廖，另一個就是老廖母親。老廖那邊我們這些朋友會想辦法去解決，但是家長這一頭的工作還要她來做。

老廖的妹妹搭當晚的夜航飛機回北京，我去機場接她，早晨六點，天還沒亮。高速公路上一路黑暗，對面的車閃著大燈，呼嘯而過，遠方的地平線一片漆黑，沒有雲彩，也看不見星光。北京冬天的早晨，幹燥，寒冷。

我站在出口，在人群中搜索著老廖妹妹的面孔，入境的人流，多是些趕回來過年的旅客，一撥又一撥，或疲憊或興奮。因為有了心事，再看他們，每個面孔後面仿佛都有了故事。

雖然我們未曾謀面，人群中，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了她，因為她和老廖兩個人真的是太像了。自從知道老廖出事的消息，我的腦子裏轉來轉去的全是怎麽辦，怎麽和老廖的家人說，怎麽和老廖的公司說，最重要的是怎麽才能把老廖給弄出來。但是想到他的時候，腦子裏竟然是一片空白，突然間好象他的影像在我的頭腦裏消失了，我再怎麽努力，也想不起他的樣子。我就是想象不出，這麽一個驕傲而體面的人，在那裏面會是一個什麽樣的境遇。但是在看到她的一剎那，突然間，老廖，帶著笑容，闖進了我的腦海，分外鮮明，生動。

我把她送回了家，頭天晚上，和她通話後，我已經去過老廖的父母家，大致告訴了他們事情的經過，欣慰的是，老廖的母親表現的非常冷靜。這讓我們都放下了心。我回到公司，和老板請了假。在我們公司這樣的請假非常少見。我的老板很不高興，我告訴他。晚上我可以回來上班，但是至少春節之前，我在白天沒法保證自己的時間。我當時想的是，不管怎樣，一定不要讓老廖在看守所裏過年。

但是我們都還是想得簡單了，其實從開始，問題就是老史的身份，所以不管我們找到誰，每個人都認為這不過是個普通的帶點意外的爭執。但是因為對方身份的特殊，就有了使館的介入，所以情況就變得格外覆雜。而且如果情況嚴重的話，是有可能被判處勞教的。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但是從使館那邊我們得不到任何消息。雖然在此之前我們一直以各種理由瞞著老廖的公司。但是現在我們沒有別的選擇，要去尋求老廖公司的幫助了。因為老廖的公司恰好也是一家歐洲的公司。通常遇到這種情況，一個大公司的做法都是盡量去給自己的雇員提供幫助，當然如果問題得以解決，雇員也要自動離開公司。

他的公司出面後，果然原來很多不暢的消息就有了新的進展。但是春節之前就解決的希望是沒有了。那是一個心事重重的春節，王惠沒有回澳洲過年。我們一起還有老廖的妹妹一起為這件事奔波著，我們輾轉得知老史已經痊愈出院，現在應該回到法國了。大家都松了口氣，希望這是個好的訊號。

新年之夜，我和王惠特地跑到昌平去放鞭炮，我們買了能買到的最大最長的一掛，點著後，長長的鞭炮甩動著閃光的尾巴，發出巨大的聲響，響亮，堅決。周圍都是從城裏特地趕來放煙花的人。各色璀燦的焰火從四面升起來，綻放在夜空裏，映亮了整個天空。人群中，到處都是興奮的叫喊。我們站在夜色裏，默默地看著這五彩明亮的天空。心裏一遍又一遍地祈禱，但願這除夕的焰火可以沖散所有的晦氣，可以讓老廖快點，快點回來。

老廖出來的那一天是正月初五，經過十二天的奔波和等待。律師通知我們，老廖沒事了。我和老廖的妹妹去接他。那是個寒冷的早上，我們在院子裏等他。有人在放鞭炮，聲音很遠，並不密集，一下一下的。等了很久，院子東頭的大門開了，老廖走了出來。看上去他明顯地瘦了，老廖的妹妹沖過去，和他擁抱在了一起。老廖邊安慰著哭泣的妹妹，邊擡起頭，看著我。笑了。

第二天的晚上，我們約了王惠出來吃飯。我們邊喝著酒，邊聽老廖聊著這些天在裏面的經歷，大多是一些笑話。慢慢地，王惠喝得就有點多。一個勁地道歉：“老廖，對不起。都是我害的你。我現在覺得自己就是那種惹事的女人。特招人恨。”

老廖說道：“瞧你說的，我還應該謝謝你呢。”

王惠不明白：“謝我什麽？”

老廖握住我的手，說道：“沒有你，我就不會認識趙鵬。”

我從座位上站起來，朝洗手間走。已經喝得不少，走得搖搖晃晃，視線也愈來愈模糊。洗手池還有人在洗手。奇怪地看著我。我顧不上這些，站在那裏，眼淚流了下來。一會兒，有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轉過身，老廖也紅著眼睛，他伸出手臂，我緊緊地抱住他，哭出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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