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監理師來的時候，關銘和豐毅駒聊了有一陣子了，鄭餘餘親自去接的人，一大早上七點守在下頭等人，直接把人截住了，總監理師從未見過這個陣仗，頗有些緊張，關銘笑說：“沒事，有些事我們不太懂，想問問你。”

監理師便講，自己是不下工地的，只負責簽字，關銘不管這個，問道：“這趟街到底挖了多深？”

監理師說：“這不好說啊，你站的這個地兒，這不是中段嗎？這路有傾斜坡，一比五的傾斜坡，這條路的路基從上往下設了臺階，你懂我的意思嗎？”

關銘：“不大懂。”

監理師：“就是說，這條路不是平的，主要取決於地質和地形，這地方是新城區，開發前就是個山包，所以理論上要設置坡度向內，大於百分之四的臺階，你問我多深，那你問的是墊層，你瞅瞅，上路床三十，下路長六十，上下路堤都是八十，全是厘米，但是都要壓實，二級公路壓實度每一墊層都不一樣，要考慮土壤含水量和質量，但平均就是百分之九十，你說你問哪個深度？”

關銘懵了：“怎麽這麽麻煩？”

“是啊，”監理師說，“但是也有一個數，規劃是下挖一米七，實際操作總有誤差。”

“這不得了，”關銘說，“你說這一大堆？”

豐毅駒笑說：“隔行如隔山，關隊聽得雲山霧罩。”

“所以說，”關銘說，“二米以下的屍體，施工時根本挖不倒。”

“理論上說就是這樣，”監理師問，“合著那些骨頭是埋在二米以下了？”

關銘說：“是你設計的圖紙，你當時是怎麽確定的數據？”

“這，”監理師說，“這還真不是我設計的，這麽大的事不是一個人能定的，正式立項之後，建設單位根據可行性研究報告進行勘測招標，進行初步設計，然後再由發改委覆審，這裏頭的事兒真的多著呢，市政當局會提自己的藍圖，土建、水暖等也會提交圖紙，來回地協調，我是個啥，我就是個簽字兒的。”

關銘說：“簡單點，我就想知道，往下挖多深這張圖紙誰定的，都有誰知道，是修路前多久定下來的。”

監理師說：“外包給勘測設計單位了，他們出平面圖、縱面圖、橫面圖之類的，你要問多少人知道，那真的多了去了，參與的都知道，天天開會修改圖紙，但是最後定下來的圖紙是施工前一個月左右吧，再等覆批，批下來了就開工。”

“這個負責勘測設計的，”關銘回頭對鄭餘餘說，“去找這個人，問清楚有幾個人見過這圖紙。”

鄭餘餘說：“那應該不少。”

豐毅駒說：“都查清楚了，一個也不能少。”

監理師問：“怎麽，你們懷疑是我們設計團隊出了問題？”

“屍體全都在墊層以下，”關銘指著下頭的土坑說道，“一般隔兩米多厚的墊層屍體壓不了這麽碎，這是從你們墊第一層的時候，就已經埋下去了。”

關銘說：“只要開始填方，就不存在挖開埋屍，他刨開了怎麽壓回去？”

鄭餘餘說：“六年前這塊還沒開發，哥，晚上壓路機來作案也沒人能發現吧。”

“那簡直更好查了，”關銘樂了，“你查查全市有多少人有能開壓路機的駕駛本，如果真是這樣，兇手就在其中沒跑了。”

豐毅駒說：“那車不是一般的聲大，而且這種工程都有守夜的，從實施上也不可能，我也傾向於覺得，是圖紙洩露了，有人知道這邊要修路，想徹底毀屍滅跡。”

“你覺得可行嗎？”關銘看了一眼監理師。

監理師覺得是胡鬧，但是再一想，只能說：“新挖的土和周圍的自然的土不一樣，如果是專門勘測就會發現，但是施工隊現場施工就不會這麽仔細，怎麽說，你說的這種情況，理論上不允許存在，但是實際上，也有可能。”

出了這種事情，主要責任人都難逃追責，幾人都理解監理師不願意承認的心情，但事實已經發生，如此惡劣的案件面前，推諉沒什麽意義。

鄭餘餘說：“你覺得是還未開工前就動手了，還是開工後，等工人把地掘開了才動的手？”

“這得問你，”關銘笑著看向監理師，“這條路從刨開到開始填方，用了多久？”

監理師：“只要開始動工，除非陰天下雨就不會把這塊地方晾著，一天開多少工人工資，根本不能耗，料運回來就填方，幾個路段同時施工，這塊兒應該是沒離過人。”

鄭餘餘：“就算是等路刨開了，趁著天氣原因停工，或者是天黑時埋屍，這個人應該也是清楚施工現場的流程的，知道什麽時候埋下去最合適。”

關銘說：“差不多就這個思路，去查吧。”

鄭餘餘心情不錯，幹活去了。下午的時候受害者家屬的問詢都結束了，劉潔拿著文件夾去找盧隊，盧隊不在，說是去帶著人重回現場，看看有沒有微量物證，劉潔拐了個彎，去找了關銘。

“關隊，”劉潔說：“六個受害人，全部是獨居，只有一個人有正當職業，在鄉鎮府看護山林，倒班制，是個閑職，一個月上班時間有時候都不到一個星期，所以失蹤二十幾天之後才被發現，剩下的幾人幾乎都長時間不出門，朋友少，失蹤了也沒人發現。”

局裏開著空調，關銘穿了件短套頭外套，手揣在兜裏，便走邊說：“有病嗎？”

劉潔：“？”

“受害者都有什麽病嗎？”關銘說，“需要定期去醫院的那種。”

劉潔說：“沒聽說啊。我再問問？”

“要問，”關銘轉過頭來接過文件夾掃了一眼，說道，“疾病史、興趣愛好，不過這些人也沒有興趣愛好，把死者生前的微信、ＱＱ號、人人網之類的社交賬戶都搞出來，看看和什麽人聯絡得多。”

“一群宅男，”關銘把文件夾遞給她，隨意笑說，“除了上網還能有什麽愛好。”

劉潔要走，關銘想起來了，又問：“都什麽學歷？”

“有兩個大專，”劉潔說，“剩下的都是初高中文憑，怎麽？”

關銘：“沒什麽，就問問，去吧，辛苦了。”

劉潔轉了個圈，又忽然繞了回來，湊過來問：“關隊，這次案件，你覺得和你破的那一個，有關聯嗎？”

關銘說：“上一個已經被抓了啊，還關著呢。”

“不，”劉潔說，“致敬，有沒有可能？”

關銘：“作案手法和受害人特征都不一樣，除了都在這個省，沒有別的共同點，而且這個更聰明點。”

劉潔略失望，又問：“怎麽講？”

“六年前的案件，兇手就知道屍體不能留下衣物，選擇扼死，也就意味著連兇器也沒有，”關銘索性倚在墻上，點著了根煙，說道，“膽子大，聰明，警惕，換位思考一下，你敢在施工現場埋屍嗎？一個推土機刨下去，你知道這一下子不會刨出屍體嗎？”

劉潔說：“但是有圖紙啊。”

“這樣，”關銘指著兩人面前的一扇窗，說，“我現在給你一張圖紙，上面寫著前面這條路要刨兩米，你敢在下面埋屍嗎？你能知道這數據到底準不準？施工現場到底會不會出現意外？”

劉潔：“兇手對施工現場很了解，而且很自信啊。”

“對，”關銘說，“一晚上埋不了六具屍體，這兇手是在施工之前就動手了，絕對自信，消息也絕對準確。”

“這案子不好破。”

劉潔說：“涉及到高層洩密嗎？”

“不算什麽密，”關銘說，“但這兇手不像是一般的亡命之徒，不能用一般的兇手畫像去找。”

劉潔：“而且不像是初犯，他的作案手法從一開始就很完美。”

關銘只說：“這也沒準，去吧小潔，把受害者之間的關聯找一下，肯定有一個點。”

劉潔只好再去。鄭餘餘跟著外勤又去找當初參與設計圖紙的一群人，關銘坐在辦工作前，和盧隊聊天，手裏的打火機來回旋轉，在指尖跳繩。

“別的路上的施工隊還在正常幹活嗎？”關銘問。

盧隊說：“停了。暫時是停了，不知道停多久，現在是騎虎難下。”

“你說怎麽著，關鍵是不知道埋了多少，”盧隊坐在辦公桌上，用手指了指上頭，“也怕再挖著幾具，但是也不能就不修了，填回去啊。”

關銘說：“沒了吧。”

盧隊：“為啥這麽說？”

“我是這樣覺得的，”關銘也不確定，“給兇手留下的作案時間太少了，就算是建模成功之後兇手就開始行動，也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殺六個人，冷卻周期太短，給他的準備時間也太短，不太可能更多了，實際上六個我都覺得很多了。”

盧隊：“有提前藏屍的可能。”

“有這個可能，”關銘讚同，又說，“但藏哪能藏這麽多？冷庫？”

“唉，”盧隊說，“如果能確定第一現場就好了。”

關銘覺得真實的案例總是缺胳膊斷腿，不可能像書裏提供的那些恰好留下些什麽關鍵性物證，所以沒有這種感嘆。

盧隊皺眉，開始陷入思索，關銘沒有插嘴，他倒是對現場沒有太大的興趣，時間過去太久了，幾個受害者的生前住所也都一一去過了，全都是出租屋，死者死前就沒有出過血，又過了六年，多數都已經重新租出去了，都不知道是第幾茬住戶了。就算留有什麽印記，也找不到了。

這兇手的行為似乎有一些表演的性質在裏頭，有點像是故意要設計出天衣無縫的一場連環殺人案，一次聰明地炫耀。

從力量上來看，直接折斷受害者的骨頭，兇手應該是個身體強壯的男性，而且機敏果斷，這樣的男人就算是出身貧苦，也不太可能混得差。他能和這個社會結下什麽仇，非要通過殺害無辜的人來洩恨？

關銘很不喜歡主觀臆斷，一切推斷都應該基於線索之上，但這個兇手殺人到底是圖了什麽？

受害者都是一些宅在家裏，也沒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的男人，年齡在三十歲左右，應該是不會結下什麽仇家的，為什麽要殺這些人？

可能是創傷後的報覆，也許是受到了什麽刺激？

盧隊說道：“六年了，這案子真的是。”

鄭餘餘回來了，從外頭帶回來了一身汗，咕咚咕咚地喝了一大杯水，說道：“這圖紙經過太多人了，少說有百十來人吧，光是簽了保密合同的就有七十來人，具體見過道路規劃和橫切面的這幾張圖紙的，有三十幾人，排除了當時不在九江的，還有二十八個，有幾個已經不在九江了，剩下的那些今天一天都問過了。”

關銘早已經料到說：“沒線索。”

“人太多了，”鄭餘餘說，“也不好攻破心理防線，都單審的，沒問到什麽有用的。”

鄭餘餘說：“我在想，這個東西的機密程度沒有那麽高，其實很可能是他們不小心洩露出去的，自己都不知道。”

關銘說：“很有可能。”

他伸手攔住了一個小夥子，問他要了一份六年前的東城路附近的地圖，站起身來說道：“我再去趟現場。”

鄭餘餘問：“我跟著你？”

“不用，”關銘已經邁步走出去了，“歇歇。”

盧隊看著他走出去，看了眼鄭餘餘，說道：“你認識？”

鄭餘餘內心稍微猶豫了一下，折中說道：“有點認識。”

“什麽叫有點認識？”盧隊說，“你以前是他手底下的吧。”

鄭餘餘一看這人顯然比劉潔難騙，於是如實道：“幹過一段時間。”

盧隊說：“之前沒問過你，為啥調任了？”

“理念不合。”鄭餘餘簡單地說。

盧隊三十來歲，也還有些未褪的不穩重，有時候就會像現在這樣冒出頭來，假裝看不出鄭餘餘的不想聊，也不端著隊長的身份了，試圖把自己和鄭餘餘擺在平等的地位，趁其不備敲出這個蚌口中的軟肉。

“怎麽個理念不合？”盧隊問，“是因為當初那場禁毒案嗎？”

鄭餘餘渾身炸開毛，腦袋中的警鐘大鳴，此時又被一棍子敲得他頭昏腦脹，他實在不知道該怎麽和隊長聊。

盧隊問：“怎麽著了？”

“沒什麽。”鄭餘餘認命了。他覺得自己是不能翻篇了，他的痛不比關銘少，那件案子是打在了關銘身上，但是疤卻後知後覺地落在了他身上，疤要跟一輩子，但之後人就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忘記自己身上有一塊疤。如果一道疤被自己的主人遺忘了，那麽它實際上就成為了別人的疤。

他決定拋出一塊肉來引開這個話題，於是說：“你怎麽會對這個好奇？”

盧隊微微皺著眉頭，歪著頭說：“你有沒有覺得他，有種那種勁兒。”

鄭餘餘追問：“什麽勁兒？”

“無所謂。”

盧隊找出了合適的形容詞，說道：“就是根本不在乎，死了六個人，跟他沒關系似的。”

事實上也確實沒有關系，鄭餘餘在心裏說。但是他其實是了解盧隊到底想說什麽意思。

因為關銘不緊迫，他一點也不像是命案懸在頭上的刑警。

鄭餘餘說：“所以我倆理念不合。”

如果你已經做了一個刑警，普天之下職業遍地，你既然要選擇一份高危險高成就感的職業，那麽就該有點責任感，因為沒人逼你這麽非做這個。我們可以默認，刑警都高舉為人民服務的大旗，隨時準備著為了打擊犯罪拋家棄子。

但是責任感這個東西被寫進了很多職業的綱領性文件的品質，其實在極其自律的人面前，約束性不大。就像是關銘，鄭餘餘覺得，其實關銘就沒什麽責任感，至少沒有職業責任感。

他只是在做這份工作，並且做得不錯，你說他依賴天賦也好，說他冷漠也好，他就是不比別人做得差，所以不能因為他缺乏責任感而懲罰他。

但是在熱愛這份工作的人眼裏，他的從容與冷靜，會顯得格外的不舒服，仿佛是一根紮在衣服裏的刺，不致命，但總想調整一下衣領，確認它是不是還在紮皮膚。

關銘對很多人來說就是那根刺。

盧隊又問鄭餘餘，關銘是在武羊也一直這樣嗎？鄭餘餘心說，不然我們為什麽要分手？

他猜盧隊還想知道一件事，就是關銘知不知道自己的毛病。

人總想讓犯了錯的人知道自己的錯，並且產生罪惡感。生活中，一個人做了蠢事，人們更多的在乎的事他是否知道了自己的蠢，而不是他受到了怎樣的代價。

但這對關銘是無用的。鄭餘餘在與關銘交往的那一年中，想盡辦法要改變關銘，他有過歇斯底裏，也有過苦口婆心，但是怎麽樣才能改變一個聰明的成年男人呢？我們有時會絕望的發現，他們難以改變。

關銘也沒有為了一段戀情而改變生活態度的意願，而且他也實在是做不到。關銘與這世界相聯系的一些通道似乎被切斷了，他也不理解別人宣揚熱愛和夢想，在他看來，那是盲目升華、自我感動和催眠。但是他懂得尊重，可是旁人卻不懂，他們總寄托於‘感化’他。

終於有一天，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的鄭餘餘可以這樣平和地向別人解釋說：“關銘活得很明白了，他就是這樣的人，不影響工作。”

“你第一次和他相處，”鄭餘餘說，“習慣了就知道了，他人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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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個熱鬧得了，我也不會修路，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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