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高郡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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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高郡王（三）
師父把我救回高家後，一人去往安康郡請罪。安康郡沒有罰他，反倒向上請奏，說本郡出了一個不得了的勇士。師父在衙門裏受到表彰，回來卻不高興，他責怪我，說如果不是我設圈套，他絕不會上山去找那夥賊人。他認為，我利用了自己是高明清之孫的尊貴身份要挾他。你說，他是不是想得太簡單了呢？
等他發完脾氣，我對他說，那一天我在巖邑的野外看到一個男人在打劫女子。我上前阻攔，這才被他們捕獲。他相信了我——也可能沒有完全相信，總之，他向我道了歉，又說他知道我是好意幫他。幾天後，他對安康郡說，是我和他一起討平了那夥賊人。安康郡就去告訴金州府，說漢陰縣出了兩個行俠仗義的人，一個是高家之後，一個是大理相門子弟，應當向上舉薦。金州府叫一個文書寫出我倆的事跡，張貼在大街小巷的告示墻上。金州人見到我倆的榮光，也把山賊與無賴拿住交公，卻沒有得到府郡的賞賜，這是因為，他們不是將門之後，他們都不可靠。
憑著出身不凡和行俠仗義，我和師父從金州混出了一些名聲。可是，每次有拋頭露臉，或者邀功領賞的機會，都是我一個人出馬。我告訴大夥，楊再興殘部據巴山北麓山為盜，足有一百多人。我扮作人票潛入匪窩，與師父裏應外合斬殺了他們，為的是民間的太平。人們願意相信我的話，就如同府郡之官願意相信，我與他兩個高氏家族，不是一般的人。如同宋人願意相信，死在獄中的忠武公，日後將能從戰場上覆活。我遠在大姚的家人，也信了我的話，他們以為我是憑著武藝在金州混出了頭臉。紹興二十五年，家父在姚州病逝。師父隨我回國赴喪，受到了從父的召見。
那時候，我從父高量成已回楚雄，高貞壽居相之位。我和師父前往紫溪山拜見從父。從父看上了師父，要把他留在楚雄為將。師父非但拒絕了從父的邀請，還在當天夜裏不告而別。我認為他不識擡舉，便獨自留在大姚，與弟高城光為伴。高城光才剛學武，我能夠指點他的招式，因為我過去常看師父耍槍。我不能保證指點他的招式確實有用，偶爾故意捉弄他，逼他舞出難以學會的招式。城光不夠聰明，直到今天，他仍然信我武藝高強，常在外人面前稱我為師。我不願意當他的師父，以往對他的指點和捉弄，也是為了讓他在其他事情上信服我，對我馬首是瞻罷了。我又怎會不知——師父必將得罪徒弟，徒弟也必須還債給師父，我一心籠絡城光，怎會與他處成冤家？
一年後，我離開大姚，跑去了宋朝烏蒙部，途經矩州、黔州、夔州，回到金州。我再次見到師父的時候，他卻要將我趕走。他似乎是在與我分開的時光裏有了什麽覺悟，他說我個性狡詐，處心積慮，天生是一個善於弄權的官僚。我沒有走，我知道如何讓他無法把我趕走。我對他說，三年前，你向我父親謊稱我學有所成。你撒的謊，如今從姚州穿幫了，我是被從父趕出來的。他信不信我的話呢？即使我不說，這也是他認為的真相。他只能收回剛才的話，又讓人把我的房間布置妥當。當晚，他下廚炒了牛心，燜了蹄髈。他跟我喝酒的時候，又好像從深眠中醒來一點，竟然要和我以兄弟相稱。我說，這不可能。就這樣，他做回了我的師父。往後的五年一如過去的六年，我在漢陰縣高家，什麽事也沒有發生。
現在，為了滿足你的目的，我要和你說一說石公。說了石公，才能將京朝那群人的面目展現給你。不然你會以為，他一個官居高位的簽樞密院事於紹興庚辰年召請我師父入京，是因為愛才之心。
京朝內外有不少人以為他承襲忠武公遺願，是個徹頭徹尾的主戰派，實則他本來是秦黨人、楊願的跟班，更早以前，他還派密探跟林大聲去鄂州赴任，策劃了王俊對張憲的誣陷。我知道他自稱衛國公後人，卻不許別人提他的姓，他本來不姓石。他不過是與石貽孫的後人沾了親戚罷了。憑著他與石家的關系，遑論蒙受蔭恩，就是叫他去管石家人討幾緡錢，本家也不會施舍。不過，他後來畢竟做到了樞密之官，處理著天下邊防兵機，說身世未免太遠。你只須知道，當時的石公是樞密院簽書事，計議機速房公事，紹興和議之後，機速房已無主官，其所執掌的邊防兵事也是由二府共理，但是在紹興庚辰之年，金軍即將南侵之際，緣於軍事上的需要，覆置三省樞密機速房——這件事不是沒有石公的幹預。
我後來聽趙郎中說，早在忠武公蒙冤入獄之前，石公就知道朝堂上的奸徒勢必促成停戰。借由掌管刺探機密之事的便利，石公曾在忠武公蒙冤入獄後唆使一個北方刺客去金上京刺殺熙宗，認為只要行刺成功，再次掀起的戰爭必會讓軍權回到將軍們手中。也就是說，那時他已然背叛秦黨，將朝政寄托於一場更大的戰爭。我不知道他為什麽要阻止和議，不論其中的原因是為了救人，還是收回北方之地，或是顛覆秦黨為政的局面，我都認為他的計謀並不高明。於變局之中鋌而走險，目的卻不明確，這倒是能顯示他是個出身於市井鄙俗之家的人，因為生來沒有祖業和雋譽，就總想要翻天覆地，想讓朝廷上下的官宦、貴族、謀利者和矯偽之徒都從位子上跌下來。
最終，他的行刺之計沒有成功，戰事沒有再起，忠武公也沒有出獄。
秦檜死後，石公當上樞密院簽書事，兼掌機速房計議官，在接下來的四五年裏，他一面處理邊防兵機，征令北民為密探，指派斥候刺探金夏，一面尋找秦黨餘勢的把柄，將之一一鏟除。我聽說，當時朝廷有個叫江彥英的官員，其際遇幾乎與石公相悖。此人曾在紹興十一年聯絡諸學官上疏乞請保留淮東宣撫司，阻止秦黨人林大聲出任湖廣總領。後來，當石公操控著那些從北方投來的“歸正人”和承蔭補獲階職的閑人，在京城到處捕捉所謂“秦黨人士”的把柄時，這個江彥英卻與張士襄、餘堯弼、羅汝楫之輩成了同黨，還編撰了一部《霜天漫錄》，細數李綱等人的謀戰之罪，還為那曾經強占民田百萬畝的張浚歌功頌德，將其進封清河郡王後大肆兼並土地一事，改寫成救濟下民。探子將此作呈入石府，石公得知江彥英有篡史之心，也知道江彥英之所以寫這部書，是預感到了忠武公的冤獄將令朝堂成為枯魚之肆。可是，他還是不能放過江彥英。他曾經受制於張、秦，曾為萬俟卨偽造過忠武公“有異謀”的證詞，或許這些事情已經成了他無法清洗的汙點。所以，他不許任何人追悼張俊，不許江彥英一個文官用筆墨汙蔑李綱和張浚。於是在紹興二十九年，石公利用這幾篇和時政毫無關系的筆記另做文章，將彈劾的上疏呈入宮中，江彥英被貶至吉陽軍居住。趙郎中告訴我，那個為石公取得江氏罪證的人，正是江宅的家奴郎崎。
這家奴原本是在定羌城為金人耕地的農奴，曾在軍寨作坊裏為冶鐵工匠。後來從那邊犯下事情，便逃到襄陽——據說他嫌作軍匠沒前途，一路流浪南下，是要飯來的襄陽。到襄陽投軍不成，倒是也沒有淪為劫匪，他投到江家門下做了仆役。再後來，江彥英教他認了些字，算是收了他當學生。郎崎的襄陽腔是江彥英教的，會說《武經七書》，想必也是江彥英教的。據說他曾經做過校尉，應該也是受到了江氏的幫協。他離開江家之後，跟一個鄂州將軍學了槍戢，又被石公送入武學院，中了一回武進士，被封為翊衛郎……他能有這些經歷，則是憑著對江彥英的背叛。當年去京城後，我和師父竟和他成了一路人。石公似乎完全沒有考慮我們三個人的出身不同，性格和脾氣沒有一點相投，他讓我們成為他的“門客”，處置之隨意，如同分配從民間抓來的壯丁。
不過，石公將我師父召入京城，倒也不是為了拔高郎崎的身份。石公與郎崎有默契，就像我和師父那樣。石公賞識郎崎，要讓郎崎做個義士。他想告訴那些知道他昔日罪行和底細的人郎崎是誰，如同要在郎崎身上畫出一個他自己。已經做過的事情不可能改變，他也不可能把對忠武公的誣陷描畫成大義，他卻可以把郎崎對江彥英的背叛偽裝成大義滅親。石公的偏心讓郎崎和我師父成了同袍。那是在紹興庚辰年中旬，我和師父受到劉公的推薦，各自得到一個軍階，在進京後和郎崎成了一路人。
那時的我和師父，並不知道葉義問已經把金人即將南侵的消息送回京城，湯思退被罷，官員們正日夜運籌著接下來的戰爭。我和師父住在梵天寺外，郎崎在機速房的衙署之內。石公偶爾召見我和師父，派郎崎前來叫我們過去。郎崎操著襄陽腔說話——憑著早來京城幾年，在我們面前拿起本地戶的架子，從不與我們多說一句話。那半年裏，石公不曾把任何要緊的事情交給我和師父，好像我倆都是客人。我使錢托人，打聽到他指使著一桿探子在城裏刺探消息，郎崎是那些探子的頭目，但不論這主奴二人之中的哪個，也不曾透露出他們的政見，顯然沒有把我們當做自己人。若論及當時石公給我們的恩惠，其中最大的一樣，也無非是讓師父升入使臣之階。
當時，我想知道他征召我們的目的，便主動拜訪石府，向石公詢問為何不把事情交給我和師父去做。石公提到了師父的先人高慶裔。高慶裔先為遼吏，又做金將，朝廷無人不知。石公說，他是疑人不用，可要任命高家子弟，須得叫朝廷信服。要朝廷信服，不僅要立功，還要證明自身的忠誠。所以師父得先成名，再立功。石公許諾，他將會向上奏請，為我們爭取新的官位。不久後，師父升入使臣之階，我因是高家子弟而被封為閤門副使，只空有個名頭罷了。若論品階，我倒是比師父和郎崎都高。而我不明白的是，師父的階位竟然在郎崎之下。如果石公介意師父的先人曾為金將，又何必召他入京？那郎崎只是一個從隴西犯過事情的逃犯，能有今日全憑背叛主人，一個這樣的人，又怎能在師父的位子之上？或許石府和京城的人看不穿他的底細，或許連石公也不清楚他的想法，我卻知道他並不如外人所說的那樣憨直仗義——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郎崎的想法，就像我一直都清楚西南夷人的打算。西南夷人，就是大理的民。郎崎雖是下裏巴人，卻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我看得出來，他能做到其他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叛主弒父，或者說殺親。他想以平民之身去做將軍，但即使做了將軍，也必定是那種扼住一道關口、吃兩頭飯的奸詐之徒。
朝廷不應當把重事委任給沒有出身的人，哪怕他真是一個將才。看看那些守在邊地的軍將吧！他們未必能堪重任，因為他殺紅了眼、算黑了心，為的是軍功，軍功誰家都有。所以，軍將的忠，必須以身家性命、宗族名譽為擔保，出身越顯赫的人，越不會倒打一耙。石公明白這一點，郎崎也明白。石公為郎崎描摹的俠名和軼事，正是為了填補他的出身。我早已看穿了他們的把戲，石公和郎崎，曾暗示我不要做出讓他們難堪的事情來，其實我擔心的，是他們的愚蠢遲早有一天會讓我感到難堪。
那一年八月，石公把郎崎和師父請到殿前司的教場上，讓他們比試武藝，請了一眾軍官來看。這其實是我的主意。進京之後，我與殿前司的軍將常有往來。他們知道我的從父、祖父和爹的名字，對大理國的民俗感興趣，也好奇我這個外國人為何會說金州話。我和他們去過戊閑樓，去過豐樂樓，我曾在郎崎前來傳告石公的命令時，與他們坐在西湖邊的酒樓裏喝酒，叫郎崎等在外頭。我對他們說郎崎的壞話，一點也不怕被他聽見。郎崎發現了我對他的鄙夷，質問我為何損害他的名聲，我不說話——我從不和他說話。為了讓他丟人，我又去找石公，說殿司的軍將們想看師父的武藝。石公知道這是我的主意，推辭過一次，但他其實也想看看師父的武藝，便在校場上布下規矩和兵器，讓郎崎與師父上場比武。
那天，他們說好了只比三場：馬射、弩、槍術，三場比過，師父都是贏家。石公要幫郎崎找回面子，便讓他和師父比劍。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師父用劍。郎崎倒是比我想的厲害。他本就高大，將四尺漢劍執在手裏，仿佛有九尺那麽高了。不過，他還是沒有師父會用劍。師父對招式的要求，是能夠刺破重甲、砍斷馬蹄，所以沖勢猛，守勢少，在比武場上就有優勢。郎崎敗下陣時，倒是沒有發怒。他帶著那種虛偽的憨笑來到師父面前，恭維師父武藝高強，又來到我面前，說不知這弟子的武藝如何。我也笑了。在場的每個人都知道我不會武。我的兄弟和朋友，無一不知我是憑著家世當了閤門副使。他們用笑聲奚落郎崎的愚蠢，邁方步離開校場，上了酒桌，又把郎崎昔日的卑微和劣行講了好幾遍。
有過幾次這樣的作弄後，我開始認為，自己對郎崎的心意了如指掌。至今我仍然確信，在紹興辛巳年以前，郎崎是鬥不過我的。可是，一到紹興辛巳年，天意就偏向到他那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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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把我救回高家後，一人去往安康郡請罪。安康郡沒有罰他，反倒向上請奏，說本郡出了一個不得了的勇士。師父在衙門裏受到表彰，回來卻不高興，他責怪我，說如果不是我設圈套，他絕不會上山去找那夥賊人。他認為，我利用了自己是高明清之孫的尊貴身份要挾他。你說，他是不是想得太簡單了呢？
等他發完脾氣，我對他說，那一天我在巖邑的野外看到一個男人在打劫女子。我上前阻攔，這才被他們捕獲。他相信了我——也可能沒有完全相信，總之，他向我道了歉，又說他知道我是好意幫他。幾天後，他對安康郡說，是我和他一起討平了那夥賊人。安康郡就去告訴金州府，說漢陰縣出了兩個行俠仗義的人，一個是高家之後，一個是大理相門子弟，應當向上舉薦。金州府叫一個文書寫出我倆的事跡，張貼在大街小巷的告示墻上。金州人見到我倆的榮光，也把山賊與無賴拿住交公，卻沒有得到府郡的賞賜，這是因為，他們不是將門之後，他們都不可靠。
憑著出身不凡和行俠仗義，我和師父從金州混出了一些名聲。可是，每次有拋頭露臉，或者邀功領賞的機會，都是我一個人出馬。我告訴大夥，楊再興殘部據巴山北麓山為盜，足有一百多人。我扮作人票潛入匪窩，與師父裏應外合斬殺了他們，為的是民間的太平。人們願意相信我的話，就如同府郡之官願意相信，我與他兩個高氏家族，不是一般的人。如同宋人願意相信，死在獄中的忠武公，日後將能從戰場上覆活。我遠在大姚的家人，也信了我的話，他們以為我是憑著武藝在金州混出了頭臉。紹興二十五年，家父在姚州病逝。師父隨我回國赴喪，受到了從父的召見。
那時候，我從父高量成已回楚雄，高貞壽居相之位。我和師父前往紫溪山拜見從父。從父看上了師父，要把他留在楚雄為將。師父非但拒絕了從父的邀請，還在當天夜裏不告而別。我認為他不識擡舉，便獨自留在大姚，與弟高城光為伴。高城光才剛學武，我能夠指點他的招式，因為我過去常看師父耍槍。我不能保證指點他的招式確實有用，偶爾故意捉弄他，逼他舞出難以學會的招式。城光不夠聰明，直到今天，他仍然信我武藝高強，常在外人面前稱我為師。我不願意當他的師父，以往對他的指點和捉弄，也是為了讓他在其他事情上信服我，對我馬首是瞻罷了。我又怎會不知——師父必將得罪徒弟，徒弟也必須還債給師父，我一心籠絡城光，怎會與他處成冤家？
一年後，我離開大姚，跑去了宋朝烏蒙部，途經矩州、黔州、夔州，回到金州。我再次見到師父的時候，他卻要將我趕走。他似乎是在與我分開的時光裏有了什麽覺悟，他說我個性狡詐，處心積慮，天生是一個善於弄權的官僚。我沒有走，我知道如何讓他無法把我趕走。我對他說，三年前，你向我父親謊稱我學有所成。你撒的謊，如今從姚州穿幫了，我是被從父趕出來的。他信不信我的話呢？即使我不說，這也是他認為的真相。他只能收回剛才的話，又讓人把我的房間布置妥當。當晚，他下廚炒了牛心，燜了蹄髈。他跟我喝酒的時候，又好像從深眠中醒來一點，竟然要和我以兄弟相稱。我說，這不可能。就這樣，他做回了我的師父。往後的五年一如過去的六年，我在漢陰縣高家，什麽事也沒有發生。
現在，為了滿足你的目的，我要和你說一說石公。說了石公，才能將京朝那群人的面目展現給你。不然你會以為，他一個官居高位的簽樞密院事於紹興庚辰年召請我師父入京，是因為愛才之心。
京朝內外有不少人以為他承襲忠武公遺願，是個徹頭徹尾的主戰派，實則他本來是秦黨人、楊願的跟班，更早以前，他還派密探跟林大聲去鄂州赴任，策劃了王俊對張憲的誣陷。我知道他自稱衛國公後人，卻不許別人提他的姓，他本來不姓石。他不過是與石貽孫的後人沾了親戚罷了。憑著他與石家的關系，遑論蒙受蔭恩，就是叫他去管石家人討幾緡錢，本家也不會施舍。不過，他後來畢竟做到了樞密之官，處理著天下邊防兵機，說身世未免太遠。你只須知道，當時的石公是樞密院簽書事，計議機速房公事，紹興和議之後，機速房已無主官，其所執掌的邊防兵事也是由二府共理，但是在紹興庚辰之年，金軍即將南侵之際，緣於軍事上的需要，覆置三省樞密機速房——這件事不是沒有石公的幹預。
我後來聽趙郎中說，早在忠武公蒙冤入獄之前，石公就知道朝堂上的奸徒勢必促成停戰。借由掌管刺探機密之事的便利，石公曾在忠武公蒙冤入獄後唆使一個北方刺客去金上京刺殺熙宗，認為只要行刺成功，再次掀起的戰爭必會讓軍權回到將軍們手中。也就是說，那時他已然背叛秦黨，將朝政寄托於一場更大的戰爭。我不知道他為什麽要阻止和議，不論其中的原因是為了救人，還是收回北方之地，或是顛覆秦黨為政的局面，我都認為他的計謀並不高明。於變局之中鋌而走險，目的卻不明確，這倒是能顯示他是個出身於市井鄙俗之家的人，因為生來沒有祖業和雋譽，就總想要翻天覆地，想讓朝廷上下的官宦、貴族、謀利者和矯偽之徒都從位子上跌下來。
最終，他的行刺之計沒有成功，戰事沒有再起，忠武公也沒有出獄。
秦檜死後，石公當上樞密院簽書事，兼掌機速房計議官，在接下來的四五年裏，他一面處理邊防兵機，征令北民為密探，指派斥候刺探金夏，一面尋找秦黨餘勢的把柄，將之一一鏟除。我聽說，當時朝廷有個叫江彥英的官員，其際遇幾乎與石公相悖。此人曾在紹興十一年聯絡諸學官上疏乞請保留淮東宣撫司，阻止秦黨人林大聲出任湖廣總領。後來，當石公操控著那些從北方投來的“歸正人”和承蔭補獲階職的閑人，在京城到處捕捉所謂“秦黨人士”的把柄時，這個江彥英卻與張士襄、餘堯弼、羅汝楫之輩成了同黨，還編撰了一部《霜天漫錄》，細數李綱等人的謀戰之罪，還為那曾經強占民田百萬畝的張浚歌功頌德，將其進封清河郡王後大肆兼並土地一事，改寫成救濟下民。探子將此作呈入石府，石公得知江彥英有篡史之心，也知道江彥英之所以寫這部書，是預感到了忠武公的冤獄將令朝堂成為枯魚之肆。可是，他還是不能放過江彥英。他曾經受制於張、秦，曾為萬俟卨偽造過忠武公“有異謀”的證詞，或許這些事情已經成了他無法清洗的汙點。所以，他不許任何人追悼張俊，不許江彥英一個文官用筆墨汙蔑李綱和張浚。於是在紹興二十九年，石公利用這幾篇和時政毫無關系的筆記另做文章，將彈劾的上疏呈入宮中，江彥英被貶至吉陽軍居住。趙郎中告訴我，那個為石公取得江氏罪證的人，正是江宅的家奴郎崎。
這家奴原本是在定羌城為金人耕地的農奴，曾在軍寨作坊裏為冶鐵工匠。後來從那邊犯下事情，便逃到襄陽——據說他嫌作軍匠沒前途，一路流浪南下，是要飯來的襄陽。到襄陽投軍不成，倒是也沒有淪為劫匪，他投到江家門下做了仆役。再後來，江彥英教他認了些字，算是收了他當學生。郎崎的襄陽腔是江彥英教的，會說《武經七書》，想必也是江彥英教的。據說他曾經做過校尉，應該也是受到了江氏的幫協。他離開江家之後，跟一個鄂州將軍學了槍戢，又被石公送入武學院，中了一回武進士，被封為翊衛郎……他能有這些經歷，則是憑著對江彥英的背叛。當年去京城後，我和師父竟和他成了一路人。石公似乎完全沒有考慮我們三個人的出身不同，性格和脾氣沒有一點相投，他讓我們成為他的“門客”，處置之隨意，如同分配從民間抓來的壯丁。
不過，石公將我師父召入京城，倒也不是為了拔高郎崎的身份。石公與郎崎有默契，就像我和師父那樣。石公賞識郎崎，要讓郎崎做個義士。他想告訴那些知道他昔日罪行和底細的人郎崎是誰，如同要在郎崎身上畫出一個他自己。已經做過的事情不可能改變，他也不可能把對忠武公的誣陷描畫成大義，他卻可以把郎崎對江彥英的背叛偽裝成大義滅親。石公的偏心讓郎崎和我師父成了同袍。那是在紹興庚辰年中旬，我和師父受到劉公的推薦，各自得到一個軍階，在進京後和郎崎成了一路人。
那時的我和師父，並不知道葉義問已經把金人即將南侵的消息送回京城，湯思退被罷，官員們正日夜運籌著接下來的戰爭。我和師父住在梵天寺外，郎崎在機速房的衙署之內。石公偶爾召見我和師父，派郎崎前來叫我們過去。郎崎操著襄陽腔說話——憑著早來京城幾年，在我們面前拿起本地戶的架子，從不與我們多說一句話。那半年裏，石公不曾把任何要緊的事情交給我和師父，好像我倆都是客人。我使錢托人，打聽到他指使著一桿探子在城裏刺探消息，郎崎是那些探子的頭目，但不論這主奴二人之中的哪個，也不曾透露出他們的政見，顯然沒有把我們當做自己人。若論及當時石公給我們的恩惠，其中最大的一樣，也無非是讓師父升入使臣之階。
當時，我想知道他征召我們的目的，便主動拜訪石府，向石公詢問為何不把事情交給我和師父去做。石公提到了師父的先人高慶裔。高慶裔先為遼吏，又做金將，朝廷無人不知。石公說，他是疑人不用，可要任命高家子弟，須得叫朝廷信服。要朝廷信服，不僅要立功，還要證明自身的忠誠。所以師父得先成名，再立功。石公許諾，他將會向上奏請，為我們爭取新的官位。不久後，師父升入使臣之階，我因是高家子弟而被封為閤門副使，只空有個名頭罷了。若論品階，我倒是比師父和郎崎都高。而我不明白的是，師父的階位竟然在郎崎之下。如果石公介意師父的先人曾為金將，又何必召他入京？那郎崎只是一個從隴西犯過事情的逃犯，能有今日全憑背叛主人，一個這樣的人，又怎能在師父的位子之上？或許石府和京城的人看不穿他的底細，或許連石公也不清楚他的想法，我卻知道他並不如外人所說的那樣憨直仗義——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郎崎的想法，就像我一直都清楚西南夷人的打算。西南夷人，就是大理的民。郎崎雖是下裏巴人，卻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我看得出來，他能做到其他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叛主弒父，或者說殺親。他想以平民之身去做將軍，但即使做了將軍，也必定是那種扼住一道關口、吃兩頭飯的奸詐之徒。
朝廷不應當把重事委任給沒有出身的人，哪怕他真是一個將才。看看那些守在邊地的軍將吧！他們未必能堪重任，因為他殺紅了眼、算黑了心，為的是軍功，軍功誰家都有。所以，軍將的忠，必須以身家性命、宗族名譽為擔保，出身越顯赫的人，越不會倒打一耙。石公明白這一點，郎崎也明白。石公為郎崎描摹的俠名和軼事，正是為了填補他的出身。我早已看穿了他們的把戲，石公和郎崎，曾暗示我不要做出讓他們難堪的事情來，其實我擔心的，是他們的愚蠢遲早有一天會讓我感到難堪。
那一年八月，石公把郎崎和師父請到殿前司的教場上，讓他們比試武藝，請了一眾軍官來看。這其實是我的主意。進京之後，我與殿前司的軍將常有往來。他們知道我的從父、祖父和爹的名字，對大理國的民俗感興趣，也好奇我這個外國人為何會說金州話。我和他們去過戊閑樓，去過豐樂樓，我曾在郎崎前來傳告石公的命令時，與他們坐在西湖邊的酒樓裏喝酒，叫郎崎等在外頭。我對他們說郎崎的壞話，一點也不怕被他聽見。郎崎發現了我對他的鄙夷，質問我為何損害他的名聲，我不說話——我從不和他說話。為了讓他丟人，我又去找石公，說殿司的軍將們想看師父的武藝。石公知道這是我的主意，推辭過一次，但他其實也想看看師父的武藝，便在校場上布下規矩和兵器，讓郎崎與師父上場比武。
那天，他們說好了只比三場：馬射、弩、槍術，三場比過，師父都是贏家。石公要幫郎崎找回面子，便讓他和師父比劍。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師父用劍。郎崎倒是比我想的厲害。他本就高大，將四尺漢劍執在手裏，仿佛有九尺那麽高了。不過，他還是沒有師父會用劍。師父對招式的要求，是能夠刺破重甲、砍斷馬蹄，所以沖勢猛，守勢少，在比武場上就有優勢。郎崎敗下陣時，倒是沒有發怒。他帶著那種虛偽的憨笑來到師父面前，恭維師父武藝高強，又來到我面前，說不知這弟子的武藝如何。我也笑了。在場的每個人都知道我不會武。我的兄弟和朋友，無一不知我是憑著家世當了閤門副使。他們用笑聲奚落郎崎的愚蠢，邁方步離開校場，上了酒桌，又把郎崎昔日的卑微和劣行講了好幾遍。
有過幾次這樣的作弄後，我開始認為，自己對郎崎的心意了如指掌。至今我仍然確信，在紹興辛巳年以前，郎崎是鬥不過我的。可是，一到紹興辛巳年，天意就偏向到他那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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