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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癥並不是在坐牢之後才有的，早在七歲時就有了這方面的意識，而且並不把它當作是幻想癥，因為我能清晰地看到自己腦海裏所想象的場景，好像是發生在平行世界裏的事情。
再大一點之後才意識到，更多的時候，我充當的是一個旁白配音演員的角色。
在實際的生活中我總是沈默寡言，可能和媽媽早逝有關，也可能和爸爸是個黑社會老大又希望我能好好讀書出人頭地有關。
除了在娛樂城時，那些人不得不給予我關註之外，大多數時候我都是獨自一人，善於隱藏，讓人想不起我的存在。而躲起來其實是為了更好地去觀察別人，也是我喜歡上照相機的緣故。
只有在回憶或者幻想時，才能感覺到自己情緒上的波動。
更像是在畫畫，把自己內心的想法投射在具體的事物或者人的身上。最初的幻想對象來自我的媽媽，我想過很多個場景，都是我爸爸親手殺死我的媽媽，我沒有親眼見到，也並未聽人說起過，但在我的幻想中，那就是真正的事實。
如果不是他殺了我的媽媽，也沒必要把關於她的所有信息和影像全部抹除幹凈，讓她成為一個完全抽象的人，讓她只成為一個詞語，媽媽。就像是橡皮擦用力擦拭之後留下的痕跡。
我並不是在為自己開脫，以此來減輕我弒父的罪惡感。對我這種人來說，沒有什麽值得譴責的，就算真的是我爸爸殺了媽媽，那也只是發生過的一件事情而已，他必然有他的理由，就像我後來殺了他，我也有我的理由，只是由幻想變成了現實。
我不需要對任何事情去做一個評判，只需要接受評判就行。
我不會被改造成另外一種人，也不可能會獲得救贖。
姐姐跟我說不要對好人下手時，我當時確確實實不知道什麽是好人，我以為每個人都差不多，沒想到還有好壞之分。
自小我就活得消極，感覺自身與一切格格不入。硬幣在姐姐的手背指縫間滾來滾去，讓我暫時走神，看到事物的正反兩面，嘗試著從照相機後面探出身子來看，想要伸手去抓住點什麽，然後那個閃閃發光的東西突然被她一把握住，再攤開手時已然消失無蹤。
它出現在我的口袋裏，最終又被她摸走，就像我給她拍了那麽多張照片，定格了無數個瞬間，卻最終什麽都留不住。
三年時間突然就過去了，我還沒來得及做好準備，就被推出了監獄的大門。
監獄長的推薦信被我扔掉，他說得對，以我的手藝完全可以好好活下去，沒必要又進入到另一種集體生活當中去。
沒有急著去探望姐姐，還沒想好怎麽向她解釋這三年的消失，或者她已經習慣我的不存在，不應該再去打擾到她。
最先去的還是那片沼澤地，已經不覆存在，成了正在建造中的工地，圍著綠色的絲網。
高大的吊機來回旋轉，一直盯著其中一根已經斷掉微微有點彎曲的鋼筋繩看，好像它曾吊起這世間最為沈重之物，才換來如今的空空蕩蕩。
這個城市有了微妙的變化，具體的我也說不出來。走入其間，再也找不到一個熟悉之處。
爸爸留下的房產已經被法院拍賣，那個娛樂城暫時沒有規劃，外邊的空地上早已長滿雜草，裏面的設備全都被清空，除了入口大門和後面從未打開的應急消防通道，幾乎沒有其他對外的門窗，年覆一年，日覆一日，所有的潮濕陰晦累積成黴菌，侵蝕吞噬掉曾經的燈紅酒綠和歡歌笑語。
老鼠與蟑螂橫行，壁紙脫落，木地板凹陷，吊頂也掉落大半。
DJ室裏只剩下那把表皮脫落，坑坑窪窪的海面上沾滿老鼠屎的轉椅和一些空架子，我在暗房裏呆了不到十分鐘就幾近窒息，連忙逃離。
出獄之前，一龍求我幫他個忙，去找一下他的妻子，讓我帶話，說他同意離婚，央求她帶上他們的兩個孩子再來看他一次。
尋釁滋事，敲詐勒索，他已經入獄五年，還需要服刑三年。前兩年還偶爾有人來看望他，最終只成為他嘴裏的吹噓，他們忙著在外面為他打下一片江山，等他出獄之後依舊是那個可以呼風喚雨的老大。
按照他給的地址找上門去，早已人去樓空，輕易就開門進屋。
門下塞了不少物業催收單，已經停水停電，房子收拾得緊緊有條，拉開窗簾時揚起滿屋灰塵，沒有開窗，外邊是一個新通車不久的高架橋。
找不到女人的任何物品，應該已經下定決心，不留下任何痕跡。
衣櫃打開有股濃烈的樟腦丸的味道，男人的衣服疊得整整齊齊，看得出來她走得並不匆忙，是在深思熟慮之後。
臥室裏還能隱約看到當時的場景，她坐在床尾處，把每一件衣服都攤開撫平，細心折疊，把自己所有的耐心耗幹，也把所有的念想也都折疊封存，是決絕，也是乞求放過。
像是一封封信，不會寫字，只是依靠折疊就把自己的心意表達無遺。寄信人地址不詳。
我在這個房子裏悄悄住了三個多月時間，每一處痕跡都顯露無遺。知道酒瓶杯子砸落的位置，知道小孩的磕碰之處，也知道女主人每天站在哪裏，坐在哪裏。
為了能更好感受他們曾經生活過的場景，我穿上了一龍的衣物，幾乎把每一件都穿了一遍，長時間地坐在沙發上。面前那臺電視悄悄錄下了這個房子裏數年的時光，我拿起遙控器，一直在快進，暫停，播放，放慢，放大，暫停，播放，快進……
女人的形象始終模糊不清，想要去看清時，會在幻覺裏出現幻覺，姐姐把腦袋靠在我的背上，一個閃閃發光的硬幣在她的手背指縫間滾來滾去。
最終，我還是再去了一趟姐姐所在的監獄，向她坦白一切。
姐姐老了，也胖了一些，齊耳短發上出現了白發，顯然在進屋之前，她努力了很久，想要將它們藏起來。
她已經知道我的事，在我消失半年之後，她就找到獄警，拜托她打聽我的事情，開口就是責怪自己，說當初不該教我。
我知道，姐姐變了，她和我不一樣，她接受的懲罰多於她犯下的過錯，她也很高興地和我說，因為表現良好，高寒也在外面為她提出新的申訴，她的減刑申請已經通過，改成了十五年。
我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激動和開心，完全沒這方面的感受。
後來我回想過很多次，始終不明白為什麽自己對她減刑這種事一點感覺也沒有。
她當時也感覺到了，自己把話題移開，移開之後，就沒有話題了。
我突然問她，“你還記得最早給我變的那枚硬幣嗎？它去哪了？”
“硬幣，什麽硬幣？”姐姐說。
我笑了笑，從口袋裏掏出一枚硬幣，讓它在我手背指縫間滾動，然後反手把它握住，再攤開，那枚硬幣不見了。
她終於想起來了，和我說，“那枚硬幣在你爸爸的口袋裏。”
我點點頭，和我猜的一模一樣，但她不應該說出來，我伸出雙手，向下交叉，手心相對，十指相扣，再旋轉向上，舉起來看著她。
她沒有伸手淩空指點，緊緊握著電話，“馬路，我給你高寒的號碼，你去找他吧，他能給你一份工作，姐姐以前從未求過你，聽姐姐的話，離開這裏，去找一份工作，找一個合適的女孩，好好把日子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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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癥並不是在坐牢之後才有的，早在七歲時就有了這方面的意識，而且並不把它當作是幻想癥，因為我能清晰地看到自己腦海裏所想象的場景，好像是發生在平行世界裏的事情。
再大一點之後才意識到，更多的時候，我充當的是一個旁白配音演員的角色。
在實際的生活中我總是沈默寡言，可能和媽媽早逝有關，也可能和爸爸是個黑社會老大又希望我能好好讀書出人頭地有關。
除了在娛樂城時，那些人不得不給予我關註之外，大多數時候我都是獨自一人，善於隱藏，讓人想不起我的存在。而躲起來其實是為了更好地去觀察別人，也是我喜歡上照相機的緣故。
只有在回憶或者幻想時，才能感覺到自己情緒上的波動。
更像是在畫畫，把自己內心的想法投射在具體的事物或者人的身上。最初的幻想對象來自我的媽媽，我想過很多個場景，都是我爸爸親手殺死我的媽媽，我沒有親眼見到，也並未聽人說起過，但在我的幻想中，那就是真正的事實。
如果不是他殺了我的媽媽，也沒必要把關於她的所有信息和影像全部抹除幹凈，讓她成為一個完全抽象的人，讓她只成為一個詞語，媽媽。就像是橡皮擦用力擦拭之後留下的痕跡。
我並不是在為自己開脫，以此來減輕我弒父的罪惡感。對我這種人來說，沒有什麽值得譴責的，就算真的是我爸爸殺了媽媽，那也只是發生過的一件事情而已，他必然有他的理由，就像我後來殺了他，我也有我的理由，只是由幻想變成了現實。
我不需要對任何事情去做一個評判，只需要接受評判就行。
我不會被改造成另外一種人，也不可能會獲得救贖。
姐姐跟我說不要對好人下手時，我當時確確實實不知道什麽是好人，我以為每個人都差不多，沒想到還有好壞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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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時間突然就過去了，我還沒來得及做好準備，就被推出了監獄的大門。
監獄長的推薦信被我扔掉，他說得對，以我的手藝完全可以好好活下去，沒必要又進入到另一種集體生活當中去。
沒有急著去探望姐姐，還沒想好怎麽向她解釋這三年的消失，或者她已經習慣我的不存在，不應該再去打擾到她。
最先去的還是那片沼澤地，已經不覆存在，成了正在建造中的工地，圍著綠色的絲網。
高大的吊機來回旋轉，一直盯著其中一根已經斷掉微微有點彎曲的鋼筋繩看，好像它曾吊起這世間最為沈重之物，才換來如今的空空蕩蕩。
這個城市有了微妙的變化，具體的我也說不出來。走入其間，再也找不到一個熟悉之處。
爸爸留下的房產已經被法院拍賣，那個娛樂城暫時沒有規劃，外邊的空地上早已長滿雜草，裏面的設備全都被清空，除了入口大門和後面從未打開的應急消防通道，幾乎沒有其他對外的門窗，年覆一年，日覆一日，所有的潮濕陰晦累積成黴菌，侵蝕吞噬掉曾經的燈紅酒綠和歡歌笑語。
老鼠與蟑螂橫行，壁紙脫落，木地板凹陷，吊頂也掉落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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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釁滋事，敲詐勒索，他已經入獄五年，還需要服刑三年。前兩年還偶爾有人來看望他，最終只成為他嘴裏的吹噓，他們忙著在外面為他打下一片江山，等他出獄之後依舊是那個可以呼風喚雨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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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更好感受他們曾經生活過的場景，我穿上了一龍的衣物，幾乎把每一件都穿了一遍，長時間地坐在沙發上。面前那臺電視悄悄錄下了這個房子裏數年的時光，我拿起遙控器，一直在快進，暫停，播放，放慢，放大，暫停，播放，快進……
女人的形象始終模糊不清，想要去看清時，會在幻覺裏出現幻覺，姐姐把腦袋靠在我的背上，一個閃閃發光的硬幣在她的手背指縫間滾來滾去。
最終，我還是再去了一趟姐姐所在的監獄，向她坦白一切。
姐姐老了，也胖了一些，齊耳短發上出現了白發，顯然在進屋之前，她努力了很久，想要將它們藏起來。
她已經知道我的事，在我消失半年之後，她就找到獄警，拜托她打聽我的事情，開口就是責怪自己，說當初不該教我。
我知道，姐姐變了，她和我不一樣，她接受的懲罰多於她犯下的過錯，她也很高興地和我說，因為表現良好，高寒也在外面為她提出新的申訴，她的減刑申請已經通過，改成了十五年。
我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激動和開心，完全沒這方面的感受。
後來我回想過很多次，始終不明白為什麽自己對她減刑這種事一點感覺也沒有。
她當時也感覺到了，自己把話題移開，移開之後，就沒有話題了。
我突然問她，“你還記得最早給我變的那枚硬幣嗎？它去哪了？”
“硬幣，什麽硬幣？”姐姐說。
我笑了笑，從口袋裏掏出一枚硬幣，讓它在我手背指縫間滾動，然後反手把它握住，再攤開，那枚硬幣不見了。
她終於想起來了，和我說，“那枚硬幣在你爸爸的口袋裏。”
我點點頭，和我猜的一模一樣，但她不應該說出來，我伸出雙手，向下交叉，手心相對，十指相扣，再旋轉向上，舉起來看著她。
她沒有伸手淩空指點，緊緊握著電話，“馬路，我給你高寒的號碼，你去找他吧，他能給你一份工作，姐姐以前從未求過你，聽姐姐的話，離開這裏，去找一份工作，找一個合適的女孩，好好把日子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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