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1819年他變成全聾，這無疑完全剝脫了他指揮和演出權。就是日常的溝通，也顯得非常的吃力。貝多芬從1818年起需要“談話冊”（才能與人“交談”。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很多貝多芬的話語被保留了下來，成為後人研究其為人的重要資料。

但這並不意味著期間貝多芬無所作為。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期間他寫了一部《榮耀時刻》的大型康塔塔和一部名為《平靜的海洋和幸福的旅程》的合唱作品。

後者的歌詞取自於歌德，並且題獻與歌德。但詩人即使收到了貝多芬的一份手稿和一封後續的信，也沒有作出回覆。1818年，貝多芬寫下了《槌子鍵鋼琴奏鳴曲》（第29號），標志著他新一輪創作的開始。度過危機之後的貝多芬，作品的精神面貌隨之一變。作品顯得內向反思、深邃，例如其晚期的弦樂四重奏和三首鋼琴奏鳴曲（30、31和32），而作品規模變得更宏大，如《莊嚴彌撒》和《第九交響曲》。

他有意模糊分界線而獲得持續性，具體表現在樂章內引子與快板的相互滲透，有時引子本身成為了快板的一部分。樂章之間相互交叉。同時他又在試驗新的音響效果。有評論家認為，晚期的貝多芬並不註重作品是否諧美，是否可行，一切都要遵從他的構思，並歸咎於其耳聾。貝多芬的學生車爾尼的話就是例證：貝多芬的第三種風格起始於他逐漸耳聾的時期，這導致他最後三部鋼琴奏鳴曲的獨特風格，出現了許多不諧調的和音。

貝多芬的《莊嚴彌撒》是宗教音樂傑作中的一部。它模糊了那兩種針鋒相對意見之間的界限。1819年，貝多芬的學生兼讚助人魯道夫大公爵被封為奧洛穆茨大主教。貝多芬獻給了後者很多作品，包括第4、5號鋼琴協奏曲、《槌子鍵鋼琴奏鳴曲》，還有《B大調“大公”三重奏》。在1818年，貝多芬就開始為他的登位創作《莊嚴彌撒》。

但是這部作品要等到4年之後，才交到魯道夫手上。首演則要到1824年4月7日，而且是在聖彼得堡，稿件是由貝多芬的一位貴族朋友格雷卿夫人送去的。而在貝多芬生前，維也納只上演了其中的三段，而且不是在教堂場合，而是與《第九交響曲》一起的音樂會場合。貝多芬開始的時候並沒打算出版《莊嚴彌撒》，而是將之獻給歐洲各大皇室。

普魯士國王、沙皇、法國和丹麥的國王都認購了一份。路易十八1824年還制了一枚貝多芬金幣送給他。根據辛德勒的描述，貝多芬雖然並沒因這枚金幣有多大的好轉，但是卻深深以此金幣為榮。但到了1827年4月，《莊嚴彌撒》還是出版了。全歐洲各音樂中心訂購抄本數達200份以上。對作品的這種熱烈反響，可以看出當時歐洲對該類型作品的訴求。

但開始時作品的上演的次數不多，就算難得有一次，也是節選。直到19世紀中，《莊嚴彌撒》的演出才開始變得頻繁起來，但很少是出自宗教場合，而是音樂會形式居多。其實作品自誕生起，已受到多方讚譽。而貝多芬多次在談話和信中提到，《莊嚴彌撒》是自己最偉大的作品。而辛德勒則寫道：從創作一開始，他（貝多芬）就一脫老朋友印象中的那副精神面貌。我得承認，此前與此後我都再沒見過貝多芬顯出1819年時這般超凡脫俗之氣。

全曲除了《慈悲經》使用希臘語外，其他篇章用的是拉丁語。這部彌撒較之以1807年的《C大調彌撒》顯得更宏大。而貝多芬對歌詞的處理顯得非常特別。在《信經》中，當音樂進行到歌詞“從天堂降臨”時，樂聲下沈。而在“飛入天堂”處則顯得神采飛揚。“化為肉身”一句來臨時，音樂又顯出神秘的色彩。《聖哉經》裏的獨奏小提琴如此輕靈飄逸，仿似天使走過。《莊嚴彌撒》的題詞“生於心，而又念向於心。”也成為了維也納愛樂樂團的銘言。

倫敦愛樂協會委托貝多芬為之創作兩首交響曲，並前往指揮。他雖然回信答應1818年1月會完成，但是貝多芬不同意協會開出的條款，計劃因此落空。但是這份委托卻把他重新拉回到交響樂的創作中。他為這個計劃寫好了第一、第二樂章。

但直到1822年，他才真正重視這部《第九交響曲》的創作。此時他還有《莊嚴彌撒》寫作在身。交響曲大部分都是在1822到1824年完成的。其實貝多芬最晚在1793年，就有為席勒1785年的《歡樂頌》譜曲的打算。而在1808年那場傳奇的音樂會上首演的《合唱幻想曲》，其變奏部分則已隱約露出“歡樂”的主題。

但他將詩篇與交響曲聯系在一起卻是1822年的事。本來他只打算為這首交響曲寫一個器樂結尾（這個器樂版本的素材就用在他的弦樂四重奏裏面）。但好像連他自己對這種標新立異的做法都感到不安。就是在交響曲首演之後，貝多芬還自問，究竟為交響曲加一個合唱的終樂章對不對。

1822年愛樂協會再一次聯系貝多芬，並為後者提供50鎊，等於是購買一首交響曲的專屬權。貝多芬勉強接受。他在1824年4月完成該交響曲，並且將一份手稿寄往協會，並寫上“為倫敦愛樂協會而作”。但很明顯，貝多芬對這個“專屬權”的理解是英格蘭的專屬，所以他讓交響曲在5月7日在維也納卡特納托劇院首演，由米雪埃·翁勞夫指揮。貝多芬則坐在舞臺上，在每個樂章開篇時給出節奏速度方面的提示。

當天晚上，首先以《雅典的廢墟》序曲打頭陣，再是《莊嚴彌撒》的三部分，然後才是壓軸的第九交響曲。雖然樂隊的素質不是最好的（臨時拼湊而成的樂隊），但演出很成功，盛況空前。辛德勒寫道：演奏結束後，背向觀眾的貝多芬並不知道身後發生何事。這時，觀眾看到了最感人的一幕，一位獨唱演員卡羅琳娜·溫格。

拉貝多芬轉過身，才讓他看到觀眾起立五次並瘋狂地在鼓掌。當時，即使是皇室夫婦出場，觀眾也只會起立三次表示敬意，而五次對於一位非受雇於皇室的人來說，是未有的。這甚至引來警方到達現場，去制止這種自發的致意。貝多芬深受感動。

交響曲在1826年8月付梓出版，並且題獻給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取得“專屬權”的英國則要等到1825年3月21日才能聽到交響曲。而且英國首演中，終樂章是用意大利語演唱的。

《第九交響曲》其首樂章的長度，只有《英雄交響曲》可與之一比。第一樂章是奏鳴曲式的快板，陰暗深沈又充滿轉折，起於朦朧的弦樂弱奏，終於特強的齊鳴。第二樂章是諧謔曲，但絕非玩笑之作，其諧謔曲部分甚至是一個完整的奏鳴曲式，包含了奮鬥、前進的意象；三聲中部則柔美懷舊。而第三樂章則是甘美的柔板，但結尾處卻出現了莊嚴的旋律。

第四樂章，先是風暴一樣的開頭，然後前三個樂章主題重現，並被大提琴宣敘調陸續打斷，表示否定，而後是微弱的，來自遠方般的歡樂頌主題，高潮時，主題用樂隊全奏得以加強，然後才進入合唱部分。合唱部分大約用了席勒《歡樂頌》中三分之一的詩句，長度可比古典主義時期整個一部交響曲，編制是一個混聲四部合唱加上四位獨唱他們交替獻聲，頌唱人類的兄弟情誼。管弦樂色彩斑斕，起起伏伏充滿變化之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第九交響曲的原譜定為人類文化遺產。2003年原稿由一位英國人在倫敦索思比拍賣行以213萬英鎊購得。

《第九交響曲》之後的1825、1826年，貝多芬集中精力創作弦樂四重奏，完成了12到16號5首作品，還有一部大賦格，而其中的最後一首弦樂四重奏，是貝多芬的遺作。1826年貝多芬在跟兄弟爭吵後回家，在路上他著涼了。

1826年12月他帶著侄子去格內森道夫旅行，希望身體好轉。旅行下來，他得到的卻是肺炎。後來加上慢性肝腸的疾病，又驚聞侄子試圖自殺的消息，使得他的健康迅速惡化。雖然如此，他想自己還是能再寫一些音樂的，他說：我只希望自己能給這個世界一些美好的音樂，然後就像一個老頑童一樣，在各位體面的先生面前了結塵世上的事。

貝多芬在1827年1月3日立下遺囑，3月份健康明顯惡化。這一年他為肝硬化動了4次手術。在他臥床之時，醫生安德雷阿斯·瓦烏希給了他75瓶藥。雖然後世並不知道藥方是什麽，但辛德勒說到，正是瓦烏希“用藥物摧殘貝多芬”，而貝多芬也對醫生失去信心。當時一位德國指揮家費迪南·希勒，年方15歲，去看訪彌留之際的貝多芬。他說道，3月20日時貝多芬曾說：“我想我得準備上去了。”

1827年3月26日17:45，貝多芬逝世。舒伯特的朋友胡藤布倫勒描述了貝多芬離去時戲劇性的一幕，當時空中雷鳴電閃：貝多芬突然掙開眼睛，向空中伸出右拳並這樣過了幾秒鐘，神情嚴肅，臉帶怒氣。然後他身子跌回，半閉著眼睛，口中再沒一句話，心也不再搏動了。

據說貝多芬在病榻上臨終之際說過：“鼓掌吧，朋友，喜劇結束了。”最後這句話後來被意大利作曲家列昂卡瓦諾用在他的作品《醜角》中，以結束那假戲真做的慘痛悲劇。希勒在貝多芬頭上取下一縷頭發。

葬禮於29日舉行，據說有達10000（又說20000）名維也納市民出席了他的葬禮。舒伯特是38擡棺人之一。軍警需要出動到場以維護秩序。在他維令根墓園，現名維令根舒伯特公園，起先的墓上有一座刻有他名字的方尖碑。

到了1888年，他的棺木被取出，並改葬至維也納中央公墓，舒伯特墓旁，而當時奧地利作曲家布魯克納也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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